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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峡： 学术交流是磨炼科学精神的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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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于名言：学术交流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多数学者和学术交流理论研究者，都是从获取学术信息、激励创新思维、汇集最新科技成果等角度去认识理解，即主要从科学知识层面进行解读。然而，学术交流不仅在科学知识层面发挥作用，也在科学精神层面发挥作用。本文提出：学术交流是磨炼科学精神的重要战场的观点，与同行交流探讨。
科学史告诉我们：理性的怀疑是科学发生的前提，是科学发展的要素之一，“是科学前进的足迹”，是科学的精神气质四项规范之一。科学界之所以崇尚理性怀疑的科 学理念，是因为科学知识是在经受了质疑、批判、检验之后才被人们接受的。为此，科学共同体将理性的怀疑视为自身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规范，视为科学的精神气质 中最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理性怀疑是科学具有的“自我纠错机制”（ 科学知识在出现错误之后能够借助科学自身的力量改正错误的机制）的灵魂。有一位哲学家概括的非常精辟：“在像我们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与批 判的盛行不应被看作是绝望与没落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障之一；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科学最致命的（并非不可能的）症候之一也许是集团的惯例，这种惯例把对它的结论的一切怀疑，把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成异端。”
质疑往往潜伏着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质疑与争鸣常常成为科学理论替代的前哨。哥白尼的“日心说”、拉瓦锡的“氧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理论，都是对当时主流观点的质疑与争鸣；玻尔的量子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则是对牛顿经典物理理论的彻底决裂。
由于质疑与争鸣能够使学术问题更加清晰，对学术问题的考察更全面，促进科学的发展，质疑常常成为最生动、最彻底、最重要的学术交流互动方式之一。科学史上， 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科学大师，在数次索尔维物理学术会议上的学术竞争，简直可以堪称学术交流互动的史诗。象他们这样具有非凡求实求真科学精神的大师，在 学术交流上不仅开门见山、无私地交流学术观点，而且也是运用质疑科学理念最彻底、最无畏的代表。正是由于爱因斯坦与玻尔多次反复地进行学术争鸣、竞争，促 进了量子力学取得了长足进展。
不能因为科学史上记载的多是成名科学家的经历，而得出有名气的科学家才与质疑意识结缘。恰恰相反，科学精神的树立、质疑意识的培养，需要从年青时代开始进行磨炼。许多科学家是在青年时代，在学术交流中，就充分地表现出质疑的精神气质，学术交流是磨炼科学精神的重要战场！
前日，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博士访问华中农业大学时说，“年轻科学家要大胆突破对自己的思维限制，敢于超越专业领域的前辈”，这是许多科学家对年轻科学家的肺腑之言。学术交流正是年轻科学家“突破”与“超越”的最佳场所、最佳时机之一。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是在大学学习四年中，经常和同学彭桓武等“为一个新问题争辩”。科学大师钱学森从青年时代起，就勇于“向权威挑战”，直到老年，他一直看重“和权威辩论”的经历，他曾经多次公开讲述自身经历过的挑战权威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他们如此看重争辩问题、挑战权威呢？
除了求真求实意识之外，这还关系到人才成长问题。本人对钱学森学术交流思想进行研究后认为，钱学森自从1986年担任中国科协主席以后，一直非常重视学术交 流的质疑与批判，因为他认为，学术交流的争鸣、质疑与人才成长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学术交流的真谛在于学术讨论中的互动与质疑。在谈到当前我国创新人才培 养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学术交流的质疑与争鸣，是培养“非凡创造能力人才”必不可少的！许多证据证明，钱老所说的“非凡创造能力人才”，不仅仅是指在科学上非常卓越，还包括科学精神，包含理性怀疑的科学理念。而科学精神的理性怀疑，表现在学术交流上，特别重要的就是争鸣、质疑。不仅如此，钱老还从他数十年的科学经历中，给我们提炼出他精辟的学术交流方式：“提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作补充，提新看法”。其中后三条，即“发表不同意见，作补充，提新看法”比第一条“提问题”更能体现科学的争鸣、质疑气质。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认同并践行钱学森这一学术交流方式的人如凤毛麟角。
由于科学文化的欠缺，在科学发达国家已经发挥作用长达400年的争鸣、质疑的学术交流方式，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元素，也没能普遍性地发挥作 用，“中国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的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担忧。钱学森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更是严厉地批判了中国教育 界、学术界存在的“人云亦云”现象。他指出，“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由 于缺乏质疑核心要素，这是造成我国学术交流氛围不活跃、科技人员参与热情不高、对科技人员吸引力不强的根本原因。现在，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家学 者的注意，他们分析了产生的原因，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科技教育体制机制的、科技工作者个人素质的等。虽然原因众多，但本文认为，有一点可以排除，即中国 人并非先天缺乏质疑的精神气质。
虽然儒家等级秩序思想的负面作用，造成国人“唯上”心理失衡；虽然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怀疑没能成为国人探索自然规律的主流意识，但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人 先天缺乏质疑的精神气质，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质疑的根基。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指出，虽然古代中国缺乏“实验方法检验的 理论系统”，但“像对所有的自然知识一样，怀疑的态度是中国思想的要素之一。这两点是现代科学的发展所必须具备的要素。”（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12月第一版 第198页）他同时认为，中国怀疑论传统的主要倡导者――王充，就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王充《论衡》中的“论述充满理性并且以一种彻底的批判态度对待他的研究。”（同上 第205页）“王充所强调的怀疑论的教义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代表了中国诸多文化成就。因为怀疑论的存在，儒学家采取嘲讽鬼神信仰的态度。”（同上 第213页）他还指出，在王充之后，还有范缜以及天文学家、占卜家刘基纯等怀疑论的典型。
既然中国人先天不缺乏质疑的精神气质，那么后天就能补上。为此，本文提出增强我国科技工作者及学术团体质疑精神气质的建议：
1、独立思考、敢于争辩。“钱伟长先生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的两年中，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可忘怀的六年。’”独立思考是勇于争辩的前提，敢于争辩又是检验独立思考的试金石，两者常常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不怕自己置身于主流学术观点之外。 质疑不仅需要有下地狱的勇气，还需要能耐得住孤独与寂寞。爱因斯坦曾经数次企图驳倒玻尔的量子论，在学术会议上与之进行了多年的学术争论。爱因斯坦在学术 争论上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将自己置身于主流学术观点之外，以至造成他晚年的悲剧气氛，一个人孤独而又艰难地跋涉于学术天空。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 学术上象爱因斯坦那样孤寂，但对学术争论必须有不怕置身于主流学术观点之外的思想准备。
3、学术团体对质疑者要进一步宽容。学 术团体是超越自身所属专业局部而参与到一些更具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中来的群体。在我国学术交流长期缺乏质疑与批判的背景下，学术团体对质疑者更应一要宽、二 要容。要进一步从学术交流规则上为学术质疑者、学术批判者留一席之地，从制度上规定使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都能在学术会议上得到自由表达、都能得到同样尊 重、都能得到社会宽容。学术交流规则的要旨包括：保护成员权利、保护程序正当、兼顾效率公平等等。例如主持人的中立、发言权的分配、辩论规则、表决规则等 等。在学术会议纪要中，要对不同的、质疑的学术观点大胆着墨，不仅将质疑体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在细节中。当我们的学术会议更重视这样的规则程序，当学术会议纪要更充分表述质疑者的学术见解时，我们的学术交流氛围就会活跃起来，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力就会增强起来，学术会议激发思想的核心价值就会大步释放。
4、科学文化与科协文化应将质疑理念作为核心元素加以研究。对 于质疑理念，我们主流社会是认同的，比如在2007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官方公布的《关于科学理念宣言》中，有“科学精神体现为继承与怀疑批判的态 度”，“崇尚理性质疑”等。但怀疑与批判从来没有在实践中成为我们的主流意识。相反，“客客气气”，“人云亦云”长期占据学术交流主导。这一现象，值得深 思！如前所述，虽然有许多专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但若从中国社会转型视角去观察，可能会得出更新颖的观点，该新观点本文表述如下：学术交流方式的不同，其实反映的是对科学知识需求程度的不同，以及科学研究方式的不同。当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科技知识为大潮时，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不可能一下子进入到科学界更深的肌体之中。就学术团体文化而言，首先也是先从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向社会传播科学等器物层面展开。在学术交流方式 上，先以交流学术信息、宣读学术论文为主要形态，就是说，学术交流发展形态先有形似而后才有神似。只有在真正以自己的科学研究为主，科学研究真正以原创性 为主时，争鸣质疑的学术交流方式才能普遍地、显著地根植到我们学术团体中来。
本文作为学术交流文化研究论文，拟通过《科协论坛》与中国科协系统科协文化的倡导者、研究者及一切关心科协文化建设的同行分享，更希望见到同行的讨论、批判、指正。
2012年2月2日完稿 于北京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1292-533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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