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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他们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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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菩萨灵”，用一句“菩萨灵不灵，实力说了算”回应，貌似深刻，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承认，多少有点打油的心态。今天认真谈一谈。近年来，在北方农村与新旧大都市里，家庭（地下）教会如火如荼，犹如精神领域的“联产承包制”，正从“小岗村”走向全国，真是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但这燎原之火在中国东南沿海乡村，却波澜不兴，似乎受到了某种民间力量的“狙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为，这可以透过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本质来思考。人类有三大本能：保存生命、躲避危险与繁衍后代。最根本的就是保存生命，后两条亦由此派生。为保存生命，人类成了群体生活的社会性动物。而群体生活最重要的本质是信任！
故能否“狙击”成功，端赖信任关系的重建与否。
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做过多届政府部长、议员、市长；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家，1971年他率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写出《当中国觉醒时》，一举成名并当选法兰西院士。20年后又以更为厚重的《信任社会》一书封笔，在这封山之作中，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遥望今日中华急速奋进，百业勃兴，外资流通，设备弥新。然而这个前进速度能否保持下去，能否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世界一流强国，有个关键问题，就是社会信任。” 可谓一语中的。（转引自肖刚硕士论文《政府与基督教非建制教会的信任关系研究》）
他认为，“最大的最能产生积极成果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同一国度的公民之间……”一句话，信任攸关国家大计。即：“发展的心理、思想、精神，可以归为一个词：信任。” （出处同上）
构建和谐社会，宗教可以视为一个资源。戴维·波普诺说：“家庭、邻里关系、工作组织或国家，都能建立起一种认同感。社会和政治运动也能给人一种超越自我的感觉。然而除了家庭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设置能像宗教那样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忠诚感与参与。”（出处同上）
“早在1710年，英国的托马斯·沃尔顿就为宗教的灭亡预定了日期。他认为宗教不过是原始时代的残余，其灭绝只是个时间问题，基督教将在1900年以前消失。1968年，宗教社会学大师皮特维·伯格在《纽约时报》上宣称，到‘21世纪，宗教信徒可能只在极端小教派中才能找到’，传统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将不复存在。令人吃惊的是，历史的发展与上述推论相去甚远。迄今为止，宗教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不曾衰弱。” （转引出处同上）
这让我想起了1900年美国专利局长那句“所有的重要发明已经发明殆尽”的“名言”。有人总结宗教之所以不能被替代是因为“巨大的心理慰藉功能、强烈的道德教化功能、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经济发展的动力功能。”（转引出处同上）
是人就需要信任，基督教带来了，或重建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基督教在物质与精神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国家大行其道，不论孰因孰果，其成熟的教义与独到的传道方式，有着唤起人们彼此信任的超强能力，而不愿依附于政府承认的“三自爱国会”，试图直接与“国际接轨”的非建制教会（这是我的学生肖刚提出的一个概念，以此去‘地下’这个标签），则显然执有某一天赋“权杖”，让失去信任已久，渴求重获信任的“草民”找到了精神家园，这才是家庭（地下）教会得以在北方农村如星火燎原般扩张，并在深圳、北京等新老大都会牢牢站稳了脚跟的根本原因。
而地下教会本身，也面临着与政府重建信任关系的巨大挑战，是共赢还是双输，还需拭目以待。
东南沿海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正好与此势头此消彼长。这也印证了戴氏“除了家庭以外”的一家之说。
宗族势力也要与神灵结盟，但神灵只是表象，也即基督教批判的所谓“偶像”，家族观念的强化才是关键。杨念群先生曾就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去年元宵节我在福建莆田观看了抬神流行。这天许多庙里的神祗都被盛装抬出，沿固定路线巡游示众。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莆田一个比较大的行政村居然分布着一百多座神庙，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重修而成，巡游的前夜全村要举行彩灯游行，从高处望去，一条灯龙从村内民居中逶迤游过，伴着不时在空中炸响的焰火，如果你晚间进村在朦胧中穿行，会不时忍不住停下来为某个房间中闪烁的神秘祭神灯火而驻足观望。”（《读书》2006年第10期页132-135）
距莆田不到400公里，就是广东潮汕地区，我没认真调查过一个村有多少神庙，汕头大学位于桑浦山下，风景不错，周边有几个村庄，学校附近可谓三步一庙五步一宇，有几个气势还相当相当地宏大，这当然都是近年来新修建的，连“重修”都算不上。
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私德”的批判，正是认为他们太“家庭”而不是太“个人”，隐私与私德，一字之差，相距十万八千里。从民国到共和国，官方对农村“公德”的建设，只要政府的权威与权力能够顾及，可以说都是不遗余力，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保甲连坐制度”，新中国的“破旧立新”，直到大革（旧）文化命的登峰造极，总是效果不彰甚至彻底走向反面，老百姓似乎也离西方社会所表现出的某种习焉不察之“公德”心越来越远，并彻底倾覆了中国人赖以维系一定程度彼此信任的根基。也正如杨念群所言：“对‘自我’的关注，从来不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苏格拉底式的对‘自我’（self）意义的沉思。中国人所显示的通乐圆融，使‘个人’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太多的功利品格。”“随着‘国家’的逐渐退场和市场利益为主导的伦理取向的出现，乡村中真正由‘个人’觉醒所导致的自主性组织的缺乏，直接造成了乡村信任网络的崩溃。”（出处同上）
传统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双重阙失，政治与传统的相继“失语”，给农村乃至大城市一些社区带来的直接伤害就是信任。没有了信任，所谓道德沦丧便是家常便饭。
我一直有个看法，南方人可能更“中国”。
不论是福建莆田还是广东潮汕，当地人的许多先祖都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生活于中原的士大夫甚至是皇亲国戚，因为战乱而迁徙流落，最终的安身之地，总是相对闭塞也相对安定。如果想听一听中国古人是如何说话，当地方言可以告诉你。如古时候并无“眼睛”这个词，用的是“目”，目中流出伤心的液体，自然就是“目汁”，当地人今天仍然这样说。再比如“汝”、“伊”就是“你”和“他”。在我看来，一些台湾政客“去中国化”的所作所为，倒真是太中国化了，曾被一再批评的某些“劣根性”，他们表现得堪称“出神入化”。
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始，到历代帝王坚称“以孝治天下”，宗族就成为中国人维系信任关系最重要之依归，帝王就是总族长。封禅泰山拜奠黄帝谒见孔府，莫不是在申明中华民族总族长身份的合法性。也只有中国人，能够编写出那么一部让化人之人毛骨悚然的“二十四孝图”来。
宗族势力的死灰复燃，不是好事，但却在客观上“狙击”了地下教会这个来势汹汹“他们的菩萨”的入侵，福耶？祸耶？
还是那句老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府信用的缺失，才是整个社会信任危机的始作俑者。重建信任社会，也只能先从“凯撒”始，什么时候老百姓完全信任政府，不再对官员们的信誓旦旦心怀疑惧，教会的地上地下，还是宗族的名正不正，都不是问题，反倒有可能联手促进社会的和谐。为赢得更多的“香火”，“菩萨”们也需要竞争，“他们的菩萨”与“我们的菩萨”虽然不可能被请进同一庙宇，倒是可以比邻而居，就如同我在学校附近一个小镇上看到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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