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天去了一趟北京，来去匆匆。

T38次全车都是软卧。那天晚上人不少，我那间的4个铺位都有人。有个旅客带的行李实在太多，行李架上放不下，就搁在两个下铺之间。我在下铺，起坐都很不方便。当然这不是什么问题，互相理解嘛。问题是到了睡觉的时间，顶灯的开关却是坏的，关不了灯，一直亮着，很难入睡。及至有点睏意想入睡时，对面上铺的鼾声渐起。然后鼾声切入主题，发展、模进、重复、对比、展开...。我本来就睡眠不好，这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我也纳闷，这火车的轰鸣和震动为啥还抵不上他的鼾声呢？想起那样一句诗，稍加篡改，“有的人，他睡着别人就不能睡”，挺合适的啊。越到后来越难受，越烦躁。甚至想，要是能找到一两只跳蚤就好了，放到他身上，保准“音乐”就终止了（哈哈，你会说我很坏吧，不过只是想想而已）。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真为睡眠有过极端的想法。那时，在宿舍的边上是一家工厂。工厂里经常通宵达旦的轰鸣声、金属撞击声，简直把我整的快崩溃了。那时就想干脆弄包炸药把它炸了，也算为其他同学做了点好事。也不能全怪我啊，因为睡眠，一定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低层需求，最基本的需求，不可能舍弃的需求。

睡不着，就干脆不睡了，一晚上还是能熬过去的。于是，就开始瞎想。前一段落中的话，只是说说玩而已，因为人家打呼噜又不是他有意所为，因此还是要理解、能理解的。但我在想，人的容忍限度到底是多少呢？可能真的要根据需要的层次区别确定。低层需要的弹性（可调节性）小，高层需要弹性可能大一些。而对触及容忍底线的响应，个体之间也一定有较大差别。有的可能是自我消化、解决，有的可能会将极端响应行为转移向社会。联想到近段时间里，社会上出了不少极端的事件，感觉国家有关部门确实需要做很多的预处理方案和善后方案才行。一方面要坚决、有效地遏制社会对个体正当需求的容忍底线的侵犯，不论他是何人或它是何部门，都不能允许有侵害他人正当需求底线的行为，尤其是生存的底线。对于那些“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有的人”，一定要铁腕清除。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对人们的心理疏导。在这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工作的意义无疑是第一位的。

朦朦胧胧、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地，到北京西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