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主张泛爱

 

黎在珣

 

不管是他的崇拜者，还是他的反对者，几乎无人不承认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杰出另类。他的所作所为昭示了他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卓绝的标杆式人物。不说别的，就说他去世前一个月重病时所写的杂文《且介亭杂文附集·死》中下面那段红色的文字：
     “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

鲁迅先生虽然奉行“斗争哲学”，但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爱。他在不少的文章里都谈到了对国家、民族和民众等的爱。在《集外集·渡河与引路》一文中，鲁迅以一辆车即将翻倒为例，说明耶稣与尼采的区别：耶稣的态度是扶他一下，而尼采的态度是推他一把。并明确地表示：“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因此，鲁迅先生并不缺少爱，而是主张爱要前提，其前提是分清是非和弄清对手。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一文中，他说：“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风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所以，他反对泛爱。

在鲁迅先生看来，所谓“勿报复”、“仁恕”、“勿以恶抗恶”，是决不能普遍实现的。比如狗落水之后要不要打，必须取决于狗是否改掉了咬人的本性。如果狗一点不带人气，人们对它“费厄泼赖”就等于纵恶。鲁迅在那篇著名文章里引用“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虽然有走极端之嫌，但却是经历许多苦楚之后的真知灼见。所以，他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和托尔斯泰式的泛爱，肯定革命暴力的正义性，他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是他高擎的旗帜。

知名学者陈漱渝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分析了鲁迅式爱的产生原因时总结了两点。

一、      鲁迅鲜明的爱憎观是取决于他对中国国清的深刻洞察。由于中国人一向被本民族和异族屠戮、奴役、掠夺、压迫，让他们经受非人的苦痛，因此民众难以对他们的奴役者实现普遍的人类之爱。更可悲的是，同属被蹂躏的民众，有时不但不能互爱，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强者，反而专在弱者身上发泄。如阿Q被王胡暴打之后，就找比自己弱小的小D寻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先生还揭示了一种奇特的迷信心理，即崇祀恶神，比如红面孔、红胡须的火神就因为随意放火，就受到人们的建庙供奉；而发明火造福人类的燧人氏却被人们遗忘，更无人供奉。

二、      鲁迅鲜明的爱憎观是取决于他对人性的分析。鲁迅认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因此“普通的爱”难于实现。他曾描绘过这样一幅画面：“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在《南腔北调集·偶成》中，鲁迅先生还引用了《铁流》中的一个情节：农民杀死了一个贵族的小女儿。那个孩子的母亲哭得很凄惨。然而杀人的农民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鲁迅解释说，这个农民并不是冷酷，而是“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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