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价书店看到一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随便翻了几个人的,果然洋溢着浓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味道(有点儿像发了酵的臭豆腐)。其中有本《季羡林集》,应该例外,也是我觉得唯一可读的。我不喜欢季先生的散文(啰嗦而寡味,一页里找不出一行有趣的句子),但佩服他的学术,喜欢他的佛教和比较文学(文化)研究,这一卷正好选这样的文章。
先生在“我的学术总结”里说,他做研究,往往“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有些问题当年大概有了想法,时隔四五十年后,又发现了新的东西。这个策略,似乎不符合当今的“创新运动”——三年一期,解决什么问题;五年计划,又解决什么问题。假如第六年还提那个问题,就不创新了;十年研究同一个问题,早该下课了。
为了继续研究一个问题而同时要创新,怎么办呢?好办,玩儿文字游戏——多亏了中文语言的丰富和微妙,我们总可以为同一个东西找出不同的名目。所以,科学的创新简化为名词的创新——而我们的“创新运动”正是这种创新的一个典范。
我学过的科学中,好像没有一个大发现是计划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多少技术是“运动”创造的。科学研究有点儿像追梦,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当年没有研究这个梦,我们至今不知道怎么规划一个梦,约大家一块儿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