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3月15日报道了一篇题为“‘雷人’校规频现：新时代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校规”的文章，作者“希望通过对不同时代大学校规的梳理和追问，为今日之大学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考”。文章立意高远，发人深省。

且不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大学”，在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后，不论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清华学堂”（1911年）、“求是书院”（1897年），还是“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自强学堂”（1893年）、“复旦公学”（1905年），在历朝历届政府领导的不同环境下，各自都有自身特色的校规，对学生、教师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终极目的何在？按照“京师大学堂”的标准，就是要使学校“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国内如此，国外亦如此。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就是一所校风“保守”的学校。新生初到斯坦福，都会收到一本资料相当周详的学生手册，举凡修课、选课、校规、学生权益、食宿、地理环境等，备载详实、应有尽有，根本无需需道听途说。新生入学，都会签署一张荣誉书(Honour Code Declaration)，保证不作弊、不触犯校规。考试期间，严禁教授、助教监考，倘若教授监考，学生反而可以向校方申诉教授对其人格的侮辱。斯坦福的校园本身就如一座宁静的小镇，有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医院等，环境幽美，如不踏出校门，很容易便和尘世隔绝。在平坦的草坪上和那些古希腊哲学家的雕像陪伴，学术气息油然而生。在像斯坦福这样的人才辈出的世界名校，“校规”所确定的各种规范已经内化为学生、教师的自觉行为，并成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文化。

“校规”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该制订怎样的“校规”。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应该是没有。每所大学的“校规”都应该有自身的特色，并能体现出自身的办学理念。学生从高中入大学，选择一所怎样的大学求学深造，本身就是一种对大学独特文化的向往。因此，大学首先应该努力铸造出一种优秀的文化底蕴，而不应仅仅是制订出完备的学生或教师的“守则”却毫无文化内涵可言。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这样的人”的问题需要好的大学文化的引领。

这次的日本东部大地震，在空前的国家危机之前，日本受灾民众整体体现出了优秀的国民素质。日本国民文化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长官意志文化”和相当内敛的个人修为倾向。以前有人说，“一个日本人可以对付三个中国人，而三个日本人就可以对付一群中国人”，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塑造日本民众个人和集体精神方面必定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们的情况，其它姑且不论，单说每天都要应对的交通危机吧。越是在交通阻塞之时，大家越是往前挤得厉害，插队、打塞子，争先恐后，直到挤得水泄不通，连交警到场也无可奈何。人过马路不经斑马线、车到斑马线不减速现象比比皆是。2005年，在美国那场“卡特里娜”飓风灾难面前，美国民众也表现良好，在撤退迁徙途中井然有序，在没有交警指挥的情况下依然按照日常的秩序和线路进行大撤退。按照吾国吾民目前平日的行为情况，真不知真有危机来临会是什么状况。“四有”公民的教育还是任重道远，诸如交通文明之类事情也要从娃娃抓起，直到大学教育！

近1400年前，日本向吾国派遣“遣唐使”，学习吾国吾民的“礼仪”，而近1400年后的今日，吾国吾民之精神却在“礼仪之邦”的自鸣声中日渐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