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所撰《概念是一切认识的逻辑前提》一文，得到众网友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谨表示衷心感谢！当然也有网友有些想不通，并设想认识主体可以在无语言、无概念的情况下对外界事物进行“白板”式的直观。对此设想，因为我无法设想已经生活在语言世界中的我们倘若离开了语言究竟会是怎样一种状况，所以不好也不敢置可否。或许，有心并用心地观察自己身边或周围的幻儿从不会言语到呀呀学语再到学会能象大人一样说话乃至于会写多少有自己思想的日记的成长过程，将会有助于理解语言对于人类认识的意义。

 

我所强调的“ 概念是一切认识的逻辑前提”这一观点，看来起与哲学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有矛盾，因为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所主张的认识路线是由“物”到“心”，而不是由“心”到“物”，但按照“ 概念是一切认识的逻辑前提”的观点，认识路线恰恰是由“心”到“物”，而不是由“物”到“心”。对此，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唯物主义”这个词所指谓的只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所持有的一种观点：自然界是从来就有的，还是如神创论所说的是由某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主张自然界是从来就有的，而不是由某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哲学观点，就是所谓“唯物主义”；反之，主张自然界不是从来就有，而是由某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哲学观点，就是所谓“唯心主义”。这里并不直接涉及认识路线究竟是由“物”到“心”还是由“心”到“物”的问题。自然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类认识的发生问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

 

在认识发生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认为，认识所赖以发生的逻辑前提——语言及其所包含的概念是起源于劳动，即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劳动迫切需要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了语言，进而在劳动和语言的推动下促使猿脑逐渐转变为人脑。恩格斯在论述这个观点时还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至于劳动者在开始制造工具时是否有意识的问题，恩格斯并没有加以具体说明。我从最近的电视科教片中看到，某种猩猩也能制造并使用某种工具来获取其所需要的食物。据此，可以认为，当初似猿似人的劳动者（猿人）应该也是象这种猩猩一样来制造和使用某种工具（石器）的，如果说他们也有意识的话，这种意识也不过是如这种猩猩一样的动物意识。这种动物意识是根本不同于有了语言从而有了概念的条件下所发生的人类意识的。

 

人类意识的诞生是以语言的诞生为其客观标志的。有了语言，就是意味着有了概念。人类意识的本质特点就是用语言、概念来反映外部世界。从这意义上说，认识路线并不是从“物”到“心”，而恰恰是从“心”到“物”。只是在语言、意识起源于劳动的意义上，才是所谓从“物”到“心”，而非从“心”到“物”。

 

因此，主张“概念是一切认识的逻辑前提”与“劳动创造语言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并不矛盾的。事实上，我们讨论认识论问题，是在肯定和承认“劳动创造语言意识”的前提下来进行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肯定认识的发生是从“心”到“物”与肯定“心”来源于“物”也是不矛盾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所谓认识的发生，是指认识主体是在何种精神状态下从事其认识活动的。肯定认识的发生是从“心”到“物”，即是肯定认识主体是在学会了某种语言、掌握了一定的语词系统和概念系统之后去从事其认识活动的，亦即否定认识主体可以在无语言、无概念从而其大脑处于“白板”状态下去从事其认识活动；

 

所谓“心”来源于“物”，则是指任何一个由一定语词系统作为客观标志和物质外壳的概念系统，都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来自于人们后天的学习，是通过他们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所开展的社会交往而获得的，并且他们所掌握的概念系统的内容也是来源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是以往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物产。人类最初的语词系统和概念系统是猿人在从事其动物式的劳动过程中进行动物式的社会交往的产物，而此后的世世代代的人类通过其后天的学习而掌握的语词系统和概念系统，则无不是其上代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物产，它们是作为上代人的一种历史遗产——精神遗产，通过教育途径而传授给其后代的，人类正是通过传承这种精神性的历史遗产，才有其认识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因此，肯定认识的发生是从“心”到“物”与肯定“心”来源于“物”不仅不矛盾，而且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在于肯定认识主体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通过社会交往特别是教育与学习而形成的，离开社会交往，离开教育与学习，认识主体既不可能形成，也不可能存在。

 

所以，认识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孤立的问题，一个仅仅主体反映客体的问题，它与社会交往、教育与学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认识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交往问题，社会交往方式决定认识方式。对于那些平时不善交往而喜好孤身独处的人来说，他们当然认识不到社会交往对于认识究竟有何实质性的意义，在其孤身独处的生活状态下，他们极易倾向于认为，认识是无须依赖于交往的纯个人之事或私事，它所涉及的只是认识者个人与他的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社会认知交往的工具的语言和概念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一定的地位，它们也无足轻重，对认识并不具有关键意义。在交往不发达的社会里，人们普遍持有这种把认识理解为脱离社会交往从而脱离语言和概念的直观、直觉的朴素认识论观念。

 

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而密切，以至于发展到世界历史的形成乃至于进入全球化进程，在社会交往如此频仍、如此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交往在认识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由此才产生了关于认识问题的交往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论、现代西方哲学界各种主体际交往理论），这些理论无不强调社会交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语言、概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反对认识论上的直观主义、直觉主义等等，而主张能动的反映论、选择论等等。

 

中国社会向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或近乎自然经济的社会，其社会交往素不发达。只是到了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上升，社会交往才逐渐变得发达起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渐渐融入世界市场，这种交往水平更是突飞猛进。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社会交往对于认识的意义。在中国哲学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认识论中的选择论，嗣后90年代又出现了主体际交往理论，与此相应，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也日益勃兴——这些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界越来越重视社会交往、语言与概念对于认识的作用和意义。

 

其次，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学习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的教育（至少中小学）还是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与中国古代科举制条件下的教育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教的方式是“传”和“授”，学的方式是“承”和“受”。如此在教学过程中，教者（教师）是积极主动的一方，学者（学生）是消极被动的一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教者决定学者，学者是从属于教者的受支配者。这样，学者（学生）的学习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桩“苦差事”，一种在外在力量支配下被迫地进行的从而也无以从中获得自由快乐的异化行为。

 

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一经进入科研领域，其原有的“承”“受”性学习方式，必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研究方式，由此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习惯于“承”“受”既有的知识——在开放条件下，则比较注重“承”“受”西方的科技知识，抑或模仿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方式，做些人家已经做过的研究或实验，而缺乏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在这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应试教育模式下教学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中国学者是被动地“承”“受”西方学者的“传”“授”，跟随着后者亦步亦趋地从事着鲜有自主创新的从而难以从中获得自由快乐的科研工作。正是在这种异化工作状态下，一些人为了摆脱或减轻其“苦差事”， 或去谋求做官，或下海经商，或在科研岗位上混日子，或窃取他人成果以取不义之名、获不法之利。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不全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更有科研体制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协同作用才导致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缺乏知识的自主创新能力。

 

以上表明，中国学术界尚普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主体、认识主体。这既有现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现行观念方面的原因。从观念上讲，作为研究者应当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主体性的缺乏，并且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与陈旧的认识观念密切相关，正是这种过时的观念影响着自己对社会认知交往的积极参与和投入，以及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的自觉改造与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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