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崔建华先生读了拙文《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演绎思维》，希望我就其中所提“轻体重用”的“体”做出具体解释。我很乐意。

 

 “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指本体、实体、形质，“用”指现象、属性、功用。在哲学本体论中，它们分别被用于指谓本体世界（常被称作“道”或“太极”或“理”）和现象世界（常被称作“万物”或“天地万物”，有时相对本体之“理”也称为“万理”）。

 

将对象世界划分为本体和现象双重世界，是中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共同点。但是，相比之下，西方本体论比较强调这两重世界之间的差异性，并认为本体世界才是真实的、实在的，有时更甚至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受这种本体论观念的影响，西方学术界一向比较重视对本体的研究，与此直接相关的学问——哲学（形而上学）和神学也特别发达。古希腊的形而上学，被称作“第一哲学”。中世纪时，神学居于首要地位。到了近代，神学地位逐渐下降，科学地位日益提高，但近代科学仍隶属或依傍于哲学。

 

 到德国古典哲学阶段，康德将本体世界归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认为它是信仰的对象，而理性的科学只研究现象世界。这就是所谓“二元论”，这种理论否定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具有统一性。黑格尔则肯定这两重世界具有统一性，但他认为本体世界是所谓“绝对理念”（一种客观精神），现象世界是由“绝对理念”派生的，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形式，是表现“绝对理念”的。从费尔巴哈开始，西方传统本体论开始衰落。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则是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它与费尔巴哈以前的本体论不是一回事。

 

西方学术界有几千年的本体论传统，这个传统培养了西方人的抽象思维（理论思维）能力。与之相应，西方早在古希腊时，就有比较系统而发达的演绎理论（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代表），这种理论在培根的“新工具”（归纳理论）出现以前，一直支配着西方学术界。在这期间，西方的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乃至于法学都得益于这套演绎理论。培根以后，虽然归纳逻辑逐渐占居主导地位，亚里士多的逻辑学越来越不吃香，但这也只是从学术形式上看是如此，实质上经过几千年的教育熏陶和学术实践，传统的演绎逻辑已深入西方学者的脑髓，成为他们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当近代归纳逻辑兴起以后，它并不是简单地取代或抛弃传统的演绎逻辑，而实是对传统演绎逻辑的扬弃，在学术实践中，逐渐实现了演绎与归纳的统一。从更深层次上说，这种统一乃是哲学本体论与科学知识论的统一，进言之，是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证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现代西方科学是“体用兼备”的科学，其思维方式是“体用并重”的思维方式——意谓其既重视形上的理论研究，又重视形下的经验实证。我们常以为现代西方科学的实质是在于经验实证科学，这或许仅仅是从学术的表面现象上看问题，其实现代西方科学界何尝是一味实证研究而不重视理论研究了呢？科学哲学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盛行，恰恰说明了其十分重视对科学的理论研究，何况象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科学理论，假如离开理论研究，没有高超的理论思维水平，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则比较强调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统一性。似乎只有先秦老庄哲学是个特例，因为其比较强调“道”（本体世界）与“万物”（现象世界）之间的差异性和对立性，进而主张撇开“万物”去直接把握“道”，即所谓“体道”——这是一种排除一切经验知识的直觉思维。但是，在老庄哲学被引入儒家思想体系以前，儒家系统的学者未尝有什么本体概念，即使象“性与天道”（人性与天体运行规律）这样的非本体的现象，孔子也不关心，只是到了孟子和荀子才重视人性研究，但他们都不重视“天道”研究，荀子更声称“不求知天”，当然他们就更不去探究所谓本体世界了。到了魏晋时期，老庄哲学被引入儒学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了儒道兼综的玄学。

 

魏晋玄学有其本体论，这以王弼的“贵无论”最为典型，但王弼玄学所强调的是本体世界（他称之为“无”）和现象世界（他称之为“有”）的统一性，认为“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这种“有”“无”统一的本体论观念，后来为中国佛教哲学所发展，东晋佛学家僧肇受其影响，运用《中论》的中观思维来讨论“有”“无”问题，也就是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非有非无”的观点，认为现象世界不是“无”（没有），只是它并不真实——就其不是“无”（没有）而言，它是“非无”；就其不真而言，它是“非有”。因其假而不真，故被归之于“空”。这个“空”就包含了“有”（“非无”）和“无”（“非有”）两个方面，是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统一体。如此把本体与现象统一于“空”，即是所谓“体用如一”。僧肇“体用如一”的佛教三论宗（属于大乘空宗系统）本体论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到隋唐佛学乃至于宋明理学。可以说，自魏晋至宋明，“体用如一”的本体论观念始终占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这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思维方式，就是学者们从不去探究现象之外的本体，因为在他们看来，“用”外无“体”，“体”就在“用”中，如此完全否定了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差异性，以为现象世界就是一切，认识世界就是认识现象世界。在宋明理学中，所谓“致知”，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对先天地存在于吾心中的“性”这个本体之“理”的现象的真切体认。清代以后，本体论衰落，朴学（考据学）日益兴隆。   清代朴学已经完全是一种经验性的学问，其考据只是从古纸堆中收集有关经验材料，为诸如辨别史料真伪之类的实证活动，寻求实据。

 

因此，如果以西方传统本体论为标准，中国传统本体论其实算不得本体论，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西方学者以及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中国学者会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形而上学）。中国传统学术的缺乏形上的理论研究，也使得中国古来就没有一套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演绎理论，因此，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也从来不讲什么逻辑，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任何一个概念，都不首先加以定义，诸如“道”、“理”、“天”这样一些的重要概念，几乎没有人对它们加以概念的辨析，从而给予其内涵明晰的定义，学者们都是按照他们各自的主观理解来使用这些概念，完全没有统一的定义，所以，彼此围绕与这些概念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争论，始终只能是“百家争鸣”而各自“成一家之言”，永远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定论。而且这种所谓的“百家争鸣”和“成一家之言”，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根深蒂固的学术观念，似乎只有这样，才配称学术。其实，这种学术现象是由于缺乏逻辑思维所造成的一种非逻辑现象，按照现在的科学标准，它应该被合理地理解是一种非科学现象。科学所容许并提倡的“百家争鸣”，是在参与争鸣者遵守共同的逻辑规则的条件下的学术论争，只有这样的学术论争才是有效的学术论争，才是可以最终达成统一认识而得到学界公认的确定性结论的学术论争。我所以说中国学术思维方式是以“轻体重用”为特点，其道理在此——意谓中国学术界历来不重视形上的理论研究，从而也缺乏科学思维所必需的逻辑理论和逻辑规则。

 

（以上看法，或有失误，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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