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类事物与它所包含的个体事物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前者是整体，后者是部分——的关系。任何一类事物（包括独一无二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它都具有无穷多的属性，亦即它具有无穷多的部分。凡归纳都是也只是能对整体中有限部分（属性）的归纳，其结论是也只能是关于整体中有限部分（属性）的知识。但是，在认识过程中，这种有限知识总是被认识主体当作无限知识来看待，即当作关于有关事物的整体即这些事物的类的知识来看待，演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形式，即根据对某类事物中某些个体的共性的认识来推断这类事物中其它未知个体也具有与之同样的属性的思维活动。这意味着，演绎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其实是本于把有限知识理解为无限知识的观念，而这种知识观念的实质在于把特殊性理解为普遍性，亦即认为任何特殊性都包含着普遍性，进而将特殊性归结为普遍性。

 

然而，特殊性何以可能过渡到普遍性呢？这种可能性就在于思维具有抽象功能，正是依靠这种思维功能，思维主体对特殊性加以所谓“去粗取精”的“加工”，由此除去特殊性之“粗”而保留特殊性之“精”，这个“精”就是特殊性所包含的普遍性。

 

因此，如果说归纳的思维特点是基于对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的现象（事物的个别属性）关系的分析比较而找出其相似性的话，那末，演绎的思维特点则是基于对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的现象（事物的个别属性）之间的相似关系（事物的特殊性）的分析比较而找出其相同性。简言之，归纳是“求似”思维，“演绎”是“求同”思维。“似”是有同有异的特殊性；“同”是同而无异的普遍性。有同有异的特殊性，也就是孔子所谓“性相近”的“相近”之“性”。同而无异的普遍性，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的“同而不和”的“小人”之“性”。因此，“求似”思维也可以说是“求和”思维。

 

“求和”思维和“求同”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求和”思维是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求同”思维是排异性和封闭性的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特征是“求和”，这体现在认识过程中，就是极端重视孟子所谓“举相似”的归纳。这种“举相似”的归纳传统，表现在学术活动中，就是学者们的爱好“举例”。（按：例者，如也，相似也。）这种爱好“举例”的学术传统所表明的是，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偏好追求特殊性的经验知识，而不求普遍性的理论知识。这种经验主义归纳传统至汉代董仲舒而得以发扬光大——“举相似”的归纳在董仲舒哲学中表现为通过举天人之相似而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

 

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验主义归纳传统直到南宋哲学家朱熹，因其强调在“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归纳活动）的基础上更要借助于“类推”（演绎活动）才能达到“豁然贯通”，才有所改变，并由此从经验主义的归纳传统逐渐转向了理性主义的演绎传统。

 

但是，为朱熹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演绎思维，是基于“理一分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现实世界只是一个“理”（又称“太极”），而且这个“理”在逻辑上是先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世界本体，现实世界中万事万物的“理”都是这个本体之“理”的具体显现，即所谓“物物有一个太极”也。所以，朱熹的“类推”（演绎活动）所赖以进行的逻辑前提，其实并不是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归纳活动）所获得的经验性的特殊知识，而是与生俱来地存在于“类推”者作为万物之中的一物的身上的先验性的绝对知识，即显现于他身上的世界本体之“理”——朱熹称之为“性”。所以，这种“类推”并不是真正的基于对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的现象（事物的个别属性）之间的相似关系（事物的特殊性）的分析比较而找出其相同性的演绎思维，而不过是根据自我之“性”来进行的“推己及人”或“推己及物”的主观性类比推理。这种主观性类比推理发展到明代哲学家王守仁而得以发扬光大——“类推”在王守仁哲学中表现为“致良知”的活动——“至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矣”。

 

以朱熹和王守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理性主义“类推”传统直到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兴起，才得以逐渐过渡到以乾嘉考据派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归纳传统。和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原始经验主义归纳传统相比，清代的经验主义归纳传统的特点在于：它不再像原始经验主义的归纳那样只是凭借生活中的直观性经验知识来进行想当然的“举相似”，而是借助于考据活动所获得的实证性经验知识来进行“举实例”，并依据“实例”（关于客观对象的有限性经验事实）来判断客观对象的性质，所谓“事实求是”是也。这个“是”并不是客观对象的普遍性，而是其特殊性。故其“求是”的归纳依然是属于“求似”思维或“求和”思维，它与孟子的“举相似”和董仲舒的“以类合之”本质上是同一种思维类型。也就是说，清代的学术又重新回复到了汉代的经验主义归纳传统上了，尽管这是较高水平上的回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偏好追求特殊性的经验知识而不求普遍性的理论知识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

 

自清代以来，中国学术界虽然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依然要么是受以朱熹和王守仁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类推”传统的影响，要么是受以孟子和董仲舒特别是乾嘉考据派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举例”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在思维方法上要么是偏执于主观性“类推”，要么是偏执于特殊性“举例”—— 主观性“类推”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比较突出，特殊性“举例”在自然科学界比较突出。但是，无论是主观性“类推”还是特殊性“举例”，它们与科学思维方式尚有较大差距，实质上还不能算是科学思维，而只是在形式上看起来同演绎和归纳有相似之处而已。

 

总之，从以上分析来看，当今中国学术界在思维方式方法上，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演绎思维，而其实质则是缺乏思维的抽象能力。而且就是在缺乏思维的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整个学术界还根本不重视理论思维，甚至更蔑视和鄙视理论思维，也就是不愿意自觉地进行抽象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发展。这可能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悲哀！当然，造成这种悲哀局面的原因，主要还是中国几千年养成的轻“体”重“用”的实用思维传统。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维传统，建树起“体”“用”并重的科学思维方式，中国学术和中国科学想要站到世界最高峰，这恐怕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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