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比较”这种学术类型的产生，毫无疑问源于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产品与思想信息的交流，并且随着现代化大工业、全球化商业体系和后现代多元文化冲突和融合时代的进程，而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不可或缺的研究路向之一。而相对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的中外文化交融和冲突，令普通中国人感觉最为直接和常见的中外文化对比冲突之一，恐怕就是交际语言和礼仪习俗上方面时常表现出的迥异特点了。这方面形成的鲜明对比在很多通俗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大众报刊中往往成为相关栏目甚至许多其他栏目的文章的话题，换句话说，在谈到中外文化对比时，交际和礼俗更容易成为广受百姓瞩目，更容易被“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分支。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是与交际和礼俗在日常生活中较高的“出现频度”有密切关系的，亦即如果用信息论的哲学立场来看待中外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形成显在对比格局的过程的话，就不难注意到，在大众的视角中，文化信息被表征于口头语言信息和直观视觉信息层面的密度尤其高，也就是说，语言交际和礼俗场域的信息频度之高，使得它成了我们谈论中外文化对比差异背后之诸项实质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严格说来，当前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指中西比较研究，而且经常含有特指将中国文化与当今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文化进行对比的意思。至于中国文化和所有异文化的共时性比较，以及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外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各个环节与阶段的比较， 不仅非一篇论文所能概括，而且恐怕也不会只局限在一门课程和一个学科的范围之内。所以，在本文继续之前需要在此声明，下文所提到的文化比较，在一般意义上仅指当代的中国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之对比。而关于中外交际和礼俗对比的例子，由于已广泛见于报刊文章，所以本文不拟详细罗列铺陈，而只在相对有必要时进行典型性的举例。
笔者注意到，当前许多非学术性文章在对中外交际用语和礼俗进行介绍时，除了一部分因篇幅所限而未加分析评论的文章外，其他文章虽对此间呈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点进行了归纳和描述，但也大都因受到文章用途和体裁的制约或作者剖析力度的有限性制约，从而将归纳的结果停留在了相对较为表面化的层次。例如，同样场景模式下中外人士出于不同思路而说出的中心语义迥然不同的客套话，一般都被归结到儒家教化背景与基督教道德观念背景的对比，或以宗族和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观念和以个人为基点的社会流动结构的对比等问题上。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归纳和概括至少在原则上都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的，甚至对于很多普通的报刊读者而言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在学术讨论层面上对此完全还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即对这些社会文化组织观念背后的心理动因、思维方式及其发生过程做一推断。
仅举几例，在问候身体不适的同龄熟人，对其表达关心的时候，中国式的话语基本形如“赶紧吃药”或“快去就医”，而西方式的话语则往往形如“恢复得如何”或“早日康复”；在对讲课完毕的教师进行礼节性的致意时，中式话语形如“您讲课辛苦了”，而西式话语则形如“您讲得很精彩”；更为大家熟悉的例子是中式问候“吃了吗”，与西式的“您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例子固然可以归纳到对人体贴、尊师重教等以儒学的部分主张为原型和蓝本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上，但其问话方式背后所隐含的思维出发点，或者说支撑着其所体现出的中国式社会认知模式的那种背景语境，却能够折射出更多的隐含信息。就这几个例子而言，从对疾病治疗的催促，到工作任务结束后的慰问，再到对别人当天就餐与否的关注，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意义倾向，那就是对涉及生存问题的一些基本条件的焦注与担忧。一提到疾病就可能是严重甚至致命的，恐怕难以自愈的，因此才要尽快求助于医药调理；讲课这种为了换取生活资料的职业化劳动，在这种话语里大概是令人疲惫的，因此道出对方的辛苦才是对对方的理解和关爱；吃饭是新陈代谢活动得以持续的必需，在处于面临断炊危险的假定前提下，才会出现关于是否已经吃饭的询问。总之，一种“生存艰难”的言语建构基点已经由此浮现出来。尽管某些中式话语似乎不能直接导出这种体现生存艰难的隐义，例如喜欢询问对方的去向、重视按辈分和资历而分别使用不同词汇等，但通过这些话语所表现出的去隐私化信息沟通模式和宗族纽带化社会架构，其实仍然反映着局促的诸项生活资料在日常生活行为实践中施加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种言语建构模式，或说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这里分析和归纳出此种基点或曰假定语境，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说每一个使用过这种言语的人在每次出现这样的言语活动时都在心理和思维上真的抱有这种假定前提，事实上，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人关于这些话语套路已经形成了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反射，不论自己是发话者还是受话者，往往都是在近乎不假思索的状态中就完成了这类对话回合，对存身于话语本体中的显在语义和隐喻含义及其情绪指向并无体会，从而在很多情况下也并未将这些话当做实质性的语言信息交流的一部分，而只是将其视为类似于音乐作品结构中的“经过段”那样的必要填充，或者说发挥着完型构造功能的陪衬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历史与社会之产物的话语套路，其形态的发生和相对固化之过程，虽然掺杂着无涉社会具体事实的心理惯性因素，但也必然与社会运行机制特点和文化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中外文化心理之差别和社会制度之差别的互动问题，是各种富于深度的中外文化比较课题中不可回避的主要论域；而中国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流动方式，就是解释中外文化显在差异的基因。
关于这一点，至少就国内学界而言，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相当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社会-文化”流变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之源展开的，如果简单地表述，可以说成是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虽然大多数学者可能都并不反对民族文化心理与社会制度建构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但也并不认为这对互动双方在社会演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能量和潜力是均等的。文化决定论者认为文化心理是构造社会制度的直接初始条件，一个族群的制度架构是其成员在其自然的心理选择倾向的影响下诞生并开始不断调节适应的；而制度决定论者强调正是制度的特点将族群成员的文化心理备选项目限定在某一特定的范围之内，从而将族群文化塑造出独特性。结合到前文述及的中式交际和礼仪话语所隐喻的潜在事实，按文化决定论者的思路来看，中外文化的这种对比效果并不是由中外社会制度特点的差异造成的，而是源于本无高下之分的先天文化基因；按制度决定论者的思路来看，这种对比差异则正是由中国两千余年来直至辛亥革命的以官僚体系和中央集权为鲜明特性的中国式的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是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的更新，例如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来消除和改变的。笔者无意试图判定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是否属于一个鸡生蛋或蛋生鸡的争论，而是想指出中式文化不仅是由文化心理和社会制度以双重作用共同缔造出来的，而且还应该拥有且确实拥有着一个同时作用于族群思维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两者背后的动力根源，或者说关键因素，即物质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物质文明基础。在对中外交际话语思维模式之对比进行深入思考探究时，如果能够将这类因素考虑进来，以唯物主义的营养和系统论的观点对文化发生与演变的过程作分析，视野将会清晰很多，而且也将有助于对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整体综合认识。
文化是人独有的创造物，而人既然是起源于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族群，其创造必然也离不开自然的物质环境及其各方面特点，有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可以看作是在近似地阐述这个道理。不同的气候和生态物种以及矿物土壤资源，作为一组初始条件决定着人类文明社群的作息规律、营养结构和尚处雏形的精神气质。已有学者指出：“社会文化是一种社会集体意识的体现，是生活在某个共同环境下的人们的思想认同。……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生成与其地缘特点、气候条件有关。”（原文出王海涛《破解中日关系魔咒：日本改变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笔者转引自“腾讯网”之“读书频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把“文化”这个含义分歧很多且多种含义层次不一的术语理解为以生活行为模式为核心的一个主要关于基本生活内容的范畴，像人类学界提出的命题那样将文化看作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手段，笔者可以说是一个物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文化决定论者。因为这个层次上的文化，例如最初的语言、礼节和行为规范，都是在对某一套或某一种很原初的价值观念取向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理解和认同的前提下才逐渐成形的，这就是文化发展的最早阶段。而制度决定论者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用史学眼光来看，成型的政治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政治统治，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并在与文化的不断互动中才开始出现的。
但这样说也并不是否定制度决定论。因为制度不仅带有很强的行为约束特性，而且往往是通过政治的或类似政治的手段来被实践并发挥其所追求的效应的，所以制度一旦形成，其对文化的后续发展之约束影响力量不但是值得重视的，而是似乎在很多层面与场合下还强于文化对制度的生成与建构能力。制度是一种更倾向于强力的社会生活控制程序，行政的力量被文化制造出来后，就自然地具备一种有机系统的特质，它不仅因其拥有的维护自身合理性的目的性而对作为它的思维基础和孕生之源的文化进行选择性的处理，通过多种先天的和后设的渠道收集反馈信息并对之作出一些再反馈，而且会根据从这些信息循环通路中所提取出的一些信息进行自身结构的改动与再建构，以求通过对其赖以存身的文化元素的主动维护，来维护与追求其自身的存在和正常运转。因此其实制度决定论在很大的历史尺度内（系指人类文明在阶级社会或说生活资料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也可以认为是成立的，甚至是比文化决定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一种文化比较与文化发展方面的理论视角。
但显然无论是在二者彼此展开作用之时，还是在文化开始展开其作用之前，各类物质环境基础都在参与这个运动过程，也就是说，文化与制度互动中的每一个回合，其所传递的可能影响到彼此架构的信息，都是源生于其所赖以存身的物质文明的。或者也许应该说，在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出现的那个理论层面的背后，物质“决定”论在起着一种支撑作用，各个族群的文化发端之初乃至各种文明发轫之处，是先赋的环境在扮演着第一推动力的角色；而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直至未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周期之中，“文化-制度”这一由多层系统关联并统合而成的“复系统”也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的整体，与物质系统协同为一个更大的有机组织，在对物质系统做改造的同时更是受到物质系统的牵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将“决定”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如果不加引号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制度”复系统的主动作用能力，容易将论述导向庸俗唯物主义的陷阱。但总之我们还是应该强调，物质环境是一个贯穿于历史进程的关乎文明的要素，所以，广受关注和争议的中外文化差异问题，从根源上正是受到了不同地域的不同天然环境的强烈制约的。当今世界的政治关系格局虽然与历史过往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的，这一点大概不会有太多争议；而当今各国的文化互动与文化摩擦，其实也能归结到地区环境差异，其他一系列的文化比较话题，虽然可以不与区域地理特点直接相关，但也都是在天然环境与物质文明的牵引下，经由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建构顺承而出的，毕竟经济生产或各种替代了直接生产的经济收入才是各国的民生保障之本，这一点普世皆然。
这样，我们不妨绘出如下的图形来示意地归纳上面论述之核心概略。深色的部分代表自然物质环境与人类在此基础上求取的物质文明，它既是文化史演进的基石，又是演进过程中时刻与文化和制度相随并与之交融的中心支柱。浅色的部分和白色的部分分别代表制度与文化，二者呈现了以文化为先的交替相生状态，并始终依托于物质状况而存在，形成了类似于传统智力游戏“汉诺塔”的图像。当然，示意图有很多理想化和标准化的成分，绝不能严格代表文化史的事实，但这幅图中有一点是笔者特别想提到的，就是文化与制度在互动中可能逐渐产生的狭窄化倾向，或者叫做文化的自僵化（这不说明事实一定会如此，原因下详）。一种相对保守和静态型的文化很可能衍生出相应风格的制度，而这种制度惯例虽然可能伴随着诸多政治动荡，却仍然能够保存其基本的以稳恒态文化体系为指导的社会管理思想，此时文化中即使出现了某些由于不可预测的随机扰动而产生的与既成文化和既有制度不符合的新因素，也很可能被制度所钳制并遭到较大力度的剔除，这里所体现的政治的“决定力”前文已经提到了。而被删刈了的文化在丧失了一部分不稳定因子以后，更容易将制度的核心思维（而非制度本身）提纯出来，使之更加趋于狭隘。（当然这一切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环境在整体上的稳定，如果没有中心支柱，图示的“汉诺塔”也会不堪一击。）于是，在这种假设的文化史模型中，“文化-制度”复系统随着纵轴标度的升高（即时间的推移），具有了收窄的趋势，走向一个危险的僵化结局。

显然，这种假定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明确的例子，这是因为此模型被假定为一个孤立的总系统了。现实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种群正仿佛不同的“汉诺塔”，然而所幸的是文化的种种碰撞和融通使得新的信息在以或积极或消极、或全面或片面的方式在各个汉诺塔系统之间彼此传递，总归是在打破着系统的界限，使其不再孤立，这样我们才得以看到今天的人类文明大图景。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与此，它不仅是文化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对良性的文化互动的追求，即对民族文化生态在和谐与平稳中持续发展的寻求，更是文化史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