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从劲松总站坐地铁十号线出门，因为乘坐的路程比较长，而时间又不属于高峰时段，车厢里不算很挤（有人站着，但站着的人不多），所以先后在车厢内看到多达三起卖唱事件，有意思的是，三者获得的音乐传播效果（或者说卖唱经济效果）彼此之间有显著的不同。

 

第一起是一对老年男女乞丐，看样子估计有六十多岁，穿得自然很破烂了，男乞丐似乎视力有障碍，需要女乞丐领路兼收钱，然后自己主要负责卖唱引人注意，唱的大概是某出地方戏曲里的段子，可惜我对戏曲实在不怎么熟，不知道是什么剧种，更不懂是哪段，只感觉唱词的方言腔很重，曲调也很“原生态”。不过，面对他们的演出，大多数乘客似乎都想起了最近地铁广播里经常说的话——“请自觉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所以回应着寥寥，不少人用装睡来躲避，或者躲避他们的目光，根本不直视他俩。根据我的观察，他俩在我视野里经过的这一段路，至少曾向十几位乘客伸手求乞，但是得到的钱数为零。

他们走远了几分钟之后，第二起卖唱事件就登场了，也是两位乞丐搭伙，但这两人全为男性，岁数大概比刚才那对男女乞丐年轻一些，四五十的样子。一位负责收钱的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书包，包中显然装有便携式音箱，不停地在播放大概是《心经》一类的佛曲演唱音乐，另一位浑身脏兮兮，嘴边接着微型话筒，跟着音乐在唱这些经。由于有扩音效果，加上佛曲的音乐意境，他们倒是确实渲染出了一点点引人“发慈悲”的气氛。根据我的观察，他俩在我视野里经过的这一段路，也至少曾向十来位乘客伸手求乞，大概得到了两个人的施舍，各有一元钱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宗教的气氛感染了这两位掏钱的乘客，因为他们几分钟之前似乎并没有给那对貌似老夫妇的乞丐掏钱。

这两位走了之后又有大约十分钟，车厢里出现了第三起卖唱。这次的卖唱者只有一个人，是个小伙子，看样子二十多岁，他用一把没有扩音设施的普通木吉他来自弹自唱，唱的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至少以我的评价标准看，音准和感情表现方面都很不错，不过吉他技巧很一般，只是扫扫和弦而已，还偶尔有些和弦扫错了或者扫闷了。他穿得要比前两组乞丐干净得多，虽然不可能有多么时尚，但是整洁利落，让人觉得就是街坊邻居家的朴素的大儿子。从打扮上来看，他远远不会赢得什么同情。而他的目光也从来不在乘客们身上扫来扫去，他只是一直看着车厢顶，偶尔扫一眼前面的路，以免撞到人或者扶手罢了。装吉他的口袋敞开在他腰部，里面明显可以看到已经有大量的一元或五角的票子了，意思是“请大家自愿”。大众所熟悉的曲目，让他远远就引得很多人张望，他走到近前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大约至少三分之一的乘客会掏钱给他，有的乘客甚至在这位小伙子没走到跟前的时候就开始摸钱包找零钱了。对于大家塞来的钱，这位卖唱者连句“谢谢”也没有——他不会为了道谢而中断了他的演唱，尽管如此，他得到的钱却远远超过了前面的两组卖唱人。

更有意思的是，小伙子渐渐走远，过了几分钟我在海淀黄庄下车，下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与我在同一个车门下车的乘客中，至少有两位的嘴里还在轻声哼着《再回首》的曲调呢。

事情就是这样，下面说说感想。

 

卖唱，就是用音乐表演的行为换取听者的捐赠，这里面包含两种可以用来争取听者掏钱的因素，一是怜悯，二是欣赏，当然这两方面是经常同时出现，被用作综合战略的。但是，随着社会大众对“受控制的乞丐集团”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以及地铁公司对抵制乞讨卖艺的坚持宣传，传统的以外观残疾或衣着破落博取怜悯的招数，现在的威力是渐渐削弱得多了。更何况现在很多人见到又脏又破的衣服和过于沧桑的面孔，都出于对病菌什么的恐慌而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有些地铁乞讨者若想继续讨到较多的钱，不反思一下这种“露穷露惨”的思路恐怕是不行的。时代的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有利于“以可欣赏性服人”，而不利于“以可怜悯性动人”。

即便选择了侧重“以可欣赏性服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曲目问题。地方戏曲等不为城市大众所“感冒”的音乐内容，纵然作为“非遗”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也无法在卖唱的行为中具有多高的传播价值。演唱的水平不是打动围观者的唯一因素，还必须考虑演唱的内容是否与围观者的欣赏模式相契合。这对关系不能契合，潜在的捐助者就不会进入到欣赏的境界，情感也就不容易被触动。上述第三例的小伙子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经典的通俗歌曲从音乐作品本身和它所代表的怀旧情感两方面，深深触动了很多乘客（特别是坐十号线出没在北城一带的乘客，恐怕壮年职场人的比例更高一些），以至于有人不知不觉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心甘情愿地付小伙子一点劳务，大概也就顺理成章了。音乐传播的效果，就是与音乐内容如此紧密地联系着。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或许那个小伙子平时生活根本不愁，这只是他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已，反而是那些老乞丐可能是真正的可怜人。——是的，这么说绝对没错，但我不是在讨论社会救助机制的问题，我只是说在音乐传播和音乐表演营销的角度上，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偏偏是这位“可能根本无须救助”的小伙子，以一副“不求人”的姿态，得到了明显更多的钱！这难道不值得那些真正需要卖唱来讨钱的人借鉴么？呵呵。

不过，也必须承认，真正生活在死亡线上亟待救助的人，往往又不具备那个小伙子那样的成长环境和音乐练习经验，让他们唱好通俗歌曲，大概相当难，但他们能唱的东西，又显然远离了当前市民的口味。也许“佛曲”能让一些人慑于某些模糊的宗教理念而掏出钱来，但至少就我遇到的这个案例来看，效果也比较一般，毕竟国人的信仰荒芜状况其实是很严重的。最后还是写得好、传得广的通俗歌曲获胜了。

另外，对于这次观察经验，或许还有一个必须顾及的因素，套个术语来说就是“议程设置”，即三组卖唱者登场的顺序。有派头的小伙子恰巧在两组传统的装可怜卖唱者之后走来，是否会在乘客心中造成一种下意识的对比，从而提升了小伙子受欢迎的程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那脏兮兮的两组老乞丐，小伙子卖唱的经济效果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影响？这个问题或许需要一次甚至多次“有预谋的”音乐社会学实验才能进一步深究了。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魏晓凡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73601-463530.html

上一篇：南苏丹共和国国歌-歌词（试译汉语版，与英文版对照）
下一篇：“锡纸开锁术”客观上拷问了“生人社会”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