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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普代克的小说《儿子》（武夷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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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我早年翻译的一篇小说作为礼物，祝愿大家中秋快乐！
（按：80年代前期，《译林》等几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一次翻译竞赛，翻译的题目是厄普代克（Updike）的短篇小说Sons。我参加了这次比赛，未能获奖，但为翻译这篇小说投入了很多心血。现将译稿贴出。当时的理解能力有限，难免有错，加之我手头的稿子不是寄出的最终稿，则不当之处可能更多些，请方家指正。
文中出现多个“儿子”，涉及好几代人，但不是按时间顺序写的，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请仔细欣赏。）
儿子
John Updike
武夷山 译
版权所有
不得不在家时，他老呆在楼上。他不喜欢家。他快十六岁了，不过还没长胡子，成人的思想愤愤然地给束缚在孩子的身躯里。我喜欢抚摸他，但通常不敢这样做。几天前，他得了感冒，又发烧，我就给他按摩了后背，对他背上对称的肌肉块（那紧绷绷的活体组织）真叹服。他很敏感，“一触即发”的脾气，不过睡觉睡得很死，出起盗汗来就像井壁的石头表面凝结着水珠一样。他希望尽善尽美，所以，他简直要与我们家其他人势不两立，因为我们这几位在他看来，要么长得太肥胖，要么太爱开玩笑，要么太邋遢，要么太儿女情长，要么性情太古怪，要么做事太漫不经心。他嫌他妈吸烟太凶，嫌弟弟没个吃相，嚼东西时嘴不闭住；嫌姐姐总不扣外衣最上面那个扣子；嫌妹妹就知道和家里养的几条狗打闹，老是把狗都惹恼了，另一方面，却老不做家庭作业。他嫌家里人个个只会说废话。唉，他要是做父亲，肯定比自己老爹做得好，可惜时间作弄了他，让他做了儿子。跟家里人吵架之后，他往往跑出去踢一阵球解解气，要不就缩到家中的一个角落里，瘫倒在豆袋椅［1］上，一副懒洋洋的姿势，有时是莫名其妙的懒洋洋，有时是孩子一样的懒洋洋，有时是狮子那种懒洋洋。他这样地无精打采，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并不是存心的。在这个让人百无聊赖的1973年，他居然对报纸发生了兴趣，读读头版新闻和体育专栏。
他正在楼上，写一个音乐喜剧。这是1949年的一个星期天。不知为什么，他自告奋勇要为他们中学的联欢会写一个节目；也许，他想让大家都参加歌唱，换换气氛。此刻，正流行的歌曲一首一首地溜过他的脑际，他只管胡诌些新词，什么“清晨起，上学校，为了学分命玩掉”。楼下，讨厌的声音没完没了，就像掘进机械打隧道似的。他的父母正吵架，都要对方做出让步。“玛丽恩，你可没有我那么了解那个人，他心肠可好呢”。这位做父亲的怎么也扮不好他的角色：他自己害怕世人，就用世人来吓唬他妻子，但在局外人看来，他那种畏畏缩缩表明，他才是被吓唬住的一方。他的女人老是面红耳赤地端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式。她倒并不是喜欢这种角色，而是为了对这样一桩不公正的现实（她觉得这简直是永远的奇耻大辱）做出补偿：丈夫害怕世人，却不得不与世人搏斗，她呢，却蜗居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场里。这本来也不算稀奇，可这两口子不这么看。经过多少波折之后，他俩之间好容易才建立了一方支配、一方服从的关系，社会派定他俩必须是这种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做丈夫的性情温和得像做母亲的，他只要肯定自己是受委屈的一方（而不是自己让别人受委屈，他把这点看得极重），就欣然无怨了。倒是这位已做了母亲的妻子唇如枪舌如剑，有时手也不客气。“哼，那个人逼你离开家，我看那就是你说的心肠好吧”。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说，“有这个义务嘛”，还说“社会契约就是通过各方让步而达到的平衡嘛”。听到这里，儿子知道，父亲这样说会把母亲惹火的，不由得把心收紧了。果然，楼下嗡嗡地响起了她热辣辣的声音，“别对我装那个笑脸！把手从屁股上拿下来！真没点男人的样子！”儿子听不下去，想努力不再听了，可是，一设法控制耳朵，楼下的一切又仿佛历历在目了：两个对头，端着咖啡杯转来转去；破破烂烂不配套的家具；她父亲寄以希望的几本书；镜框里有几张先人的照片，都是一副恭顺相，恭顺而且木然，像被镇住的学生。所有这些景象、这些吵嚷都使他烦心――他想忘掉这些。他希望像云一样漂浮着，超脱这些讨厌的事物（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就跟腾云驾雾差不多）；他想把流行歌曲“移植”到正在写的音乐喜剧里去，想到哪一首就用哪一首（这就来了一首：走廊这头是辅导室［2］，那头住着一位女讲师，名叫布露姆，来自法兰西。）；他想从楼上的窗口凝望下面的枯黄草坪（已经过去的夏季里长起来的牛蒡草的草茎现在乱糟糟的，像字母表的头几个字母那么参差不齐，一棵苹果树挂着三只烂熟的苹果，它仿佛在揣摩，这几个苹果为什么不肯落下来呢）；他热切期待着星期一，期待着父亲驱车送他去学校，期待着召唤他走进班级会议室［3］的铃声，期待着班里的喧闹气氛，期待着百老汇大剧院，期待着成名，期待着谁能携他而去，把他带离这个家，带离这个家。
他送报回来，走进厨房，发现台子上有几件给自己的圣诞礼物。我得估计一下年份，大概是1913年吧？他都不打开看看，就一挥手把礼物拂到地下，将头伏在台子上，立刻睡着了。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一定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受的苦难真像一场戏：父亲病了，家里没钱，他只好做些事，为家里挣些饭钱，尽管他还是个孩子。他以对圣诞节漠然置之的举动勇敢地表明，他多么喜欢无拘无束，他多么怀疑社会契约。他极其珍视自己拂掉礼物以表示对圣诞节无所谓的那一刻，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一直记住这件往事，把它死死埋在心底，多少个圣诞节后又向儿子吐露呢？他天生善于教学，不过他坚持说，生活派他做教师是安排错了角色。他带的班都很乱，我那时听他的课，可遭罪了。当时我想，这种混乱一定使他烦神透了，不过，现在我却怀疑自己的想法了。对于他那样的反叛者，混乱恐怕是求之不得哩！然而，他的字体（最近我翻阅一本书时，从书里飘出来一张粉红色的当年的许可条［4］，上面有他的字。二十年来，这张条子一直作为书签夹在书里）总是不太潦草，让学生好认。他去世的那天上午，还坐起来做算术题来着。
人去信存，这几封他写给母亲的信由他儿子保存了下来。这些用棕色墨水写的信，字整洁驯顺，是从密苏苏里（他当时在那儿学习，准备担任神职）寄给家中母亲的。时间分别是1887、1888和1889年。信里没写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说怀念新泽西故乡啦什么的，还提到有一次在教会联欢会上因陪伴一位寡妇而受到嘲笑。他想替上帝行道的愿望非常迫切，不过，这几张字已褪色的小型信纸透出一种极其平静的气息，平静得令人沮丧，仿佛他心里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牧师，已经知道自己活不到老的。他的儿子（我的父亲）老年时曾驱车数百英里专程访问这个密苏苏里小镇，那些信就发自这里。奇怪的是，从写信起到父亲去访问为止的这些岁月里，小镇没什么变化，他实现根据他父亲的描述想象了一下小镇的景象，而实际看见的也就是那个样子：一座座高高的木板屋，排在陡坡上，一下雨就给浇个透湿，总没个干的时候。这个小镇就像一张暖棕色墨水写就的明信片，寄回道萦绕在游子心头的家里，又给珍藏在小阁楼上。我父亲在小镇上触景伤情，他父亲旧时的哀愁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不禁诅咒起来。这使他陷于抑郁，甚至厌倦生活。母亲肯定地说，他的健康就是从那时开始垮了下来。
他踢起球来真好看。我儿子虽比别人矮，可他又是跳，又是顶，又是短传，又是做假动作，又是过人。如果一个高个儿把他撞倒了，他会就势在地上翻个筋斗，身上的校队队服黑绿分明，那倒地的动作像有魔力相助似的。我简直有些嫉妒。我小时候可没有领略过穿校队队服时洋洋得意的自豪感，没参加过教练作赛前鼓动讲话那种庄严的仪式，没尝过队员们互相拉手拍屁股的亲密味儿，没体会过球场上的一种宁静（那是傍晚踢最后四分之一场，夕阳在球场上投下班驳的影子），没见过正式竞赛场的上方那肃穆的天穹，场子里有为小运动员拼命呐喊助威的母亲们，有身穿像斑马似的黑白条衣服的引人注目的裁判员。还有随时准备鸣笛的戴眼镜的记时员。这孩子每踢进一球，就高举双臂投入队友们的怀抱，他容光焕发，仿佛被胜利的光辉笼罩了。队友们一双双泥胳膊一起伸向他，把他抱了起来。嗨！多来劲儿！多勇敢！技术多帅！父亲在场外观看着，内心里只有一处不满：他感到这孩子既然天分这么高，就应当更有进取心才好。
他俩驱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州专程去匹兹堡听儿子演奏。可是，当主持人向听众宣布，演奏者父母也来到了现场时，他俩没有起立；人们鼓起掌来，想由此发现他俩的坐在何处，但没人起立，掌声就冷落了下去。母亲后来说，她当时担心，要是摸黑站起来，弄不好要跌倒。第二天，阳光灿烂，我们三人一起去找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他们曾在那所房子里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想，母亲实际上就是在那儿怀我的。怀我不久，大萧条时期的严重衰退就开始了，恐惧攫住了我的父母。我们找到了图书馆，母亲那时常在那儿读屠格涅夫的作品；还找到了小公园，那时，在夏夜里，乞丐们就身挨身地睡在公园的地上，一条一条地像铺路石似的；可是，虽然我们开着汽车兜来兜去，他们住的那条街还是没找到。后来，我们下车步行，母亲又找到了那棵树。她把握十足地说，她还能认出来，这棵被煤烟熏黑了的椴树，她当年常常在公寓的窗口凝望它。虽然树枝更密实了，但还是当年的状貌。可是，房子连同整个街区都不见了。草丛中的碎砖和铁条说明，街区是不久前才拆掉的。我们站在建筑物荡然无存的旧址上，不禁笑了。他们知道不会弄错，因为当年的铁轨还在，从与铁轨之间的距离看，这确实就是房址。好像为了证实一样，这时一列长长的货车沿弯道向东而去，沉重的车身沿铁轨滑行就像河中行船；然后，从另一方向来了一列银灰色的客车，似乎毫不费力地滑行着。铁轨的弯道使两列火车的车身略向我们这边倾斜。在我们左面，在一座座高耸的桥梁的那一头，是灰蒙蒙的金三角［5］。那天上午，我们就这么站在草丛中的废墟上，站在仍然安在的那棵树旁，感到非常幸福。为什么？我们自己心中明白。
“ “不”，爸爸对我说，“基督教教职并不是你自己好挑选的，你得听到了主的召唤才好去从事这个职业”。我能看出来，他希望我问个究竟。我俩从来不多说话，但我们相互理解，因为我俩都是可怜的失败者，不像你和你的儿子。我就问他，他曾受到过什么召唤吗？承认这一点可够他受的，可他到底向我承认了。就我所知，他从来没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可他对我说了。我能看出来，因为没受到过召唤，他感到很不是味儿。这件事我俩只谈过这么几句。这几句也就足够了。”
他把弟弟弄哭了，我必须主持公道。父亲就是主持公道的人嘛。像猫追老鼠似的，我把他逼到我卧室的墙角，他就顺手捞了一个硬纸板邮件包装筒，当作武器。这种态度使我火冒三丈，我像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一样用身体将他撞去，把他手上的“武器”撞掉了。他不响，却露出了笑容。居然笑！是因为我的面部表情可笑？是因为，既然我仍然能够镇住他，就说明他还可以继续受到局部的保护？到底为什么？我没有打他。我们对峙了一秒钟，父与子，然后他像在足球场上一样灵敏地绕过我，出了门，顺手把门砰地关上了。他在走廊里大骂脏话，把他在回自己房间一路上所经过的门全给砰砰砰地关上了。刚才我俩面呈笑容，一声不响，那仿佛是气缸活塞做功的压缩阶段，现在爆炸了。整所房子随爆炸而晃动。他的兄弟姐妹们和他的母亲都下楼来劝我，还七嘴八舌地作心理分析，好像我俩都精神失常了似的。他们说我太凶了。说他给宠坏了。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但伤心的我决不会忘掉的，是在他“重演”世人那套发泄怒气的“故伎”之前，他面露微笑、我骤发慈悲那不可名状的一瞬间，在这一瞬间我俩相互理解了。
当我们聚在一起议论他时，他进行报复了：在自己的屋里弹起了吉他。今年冬天他弹吉他的技巧已长进多了（即使不说别的，通过练习，他的手长大了一些，这也是成绩）。他在吉他里寻到了解脱。他在弹浪漫曲，其中有些一再出现的音符是下行滑音，它们顺着音阶自然下降，很平稳，就像心瓣关闭到下一次开启之前有一个平静的阶段一样。
（此处有一段五线谱，略）
曲调降了下来，他就这么轻轻地轰击我们，向我们泼下羽毛般轻柔的曲调。有什么办法呢，他就好像是这个家的客人，这个家就好像是囚禁他的牢房。
注释
［1］ 豆袋椅：豆袋就是装着豆子的口袋，孩子用来做游戏。豆袋椅实际上是一个大豆袋，非常松软，坐上去很舒服。
［2］ 辅导室：老师指导高中毕业生选择升学志愿的地方。
［3］ 班级会议室：点名、听报告的场所。
［4］ 许可条：过去，美国中学生若需要在上课时间里离开教室，就得从老师手里领一许可条。
［5］ 金三角：在匹兹堡市中心，指Sacramente河与Joaquin河交汇处所形成的三角洲。
补充：著名英语专家陆谷孙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及这部小说（http://www.stph.com.cn/my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ID=605&ac=nxt&rd=86238），现将他的文章附在下面。对小说中一个地方的理解，我恰好与陆先生是一致的。
进 二 言——写在《译林》出版百期之际
陆谷孙
《译林》出满一百期了，主事者邀约写篇短文，本想拼凑几句“米汤大全”式文字应景交差。落笔前打开李景端同志赠我的《波涛上的足迹》一书翻翻，李详写了《译林》初创时的酸甜苦辣，倒也勾起了我的一些感慨，于是决定还是写几句寄托腹心的实话。
拟向《译林》进二言。其一叫做保持本色。这儿所说的本色自然不是指刊物的外观和内质——此两者迭经改良优化，早非当日可比；我指的是“译林人”在刊物草创时期那种不为困而改节的凌霜志气。记得是在１９７８或１９７９年，经学生倪俊介绍，初识《译林》编辑金丽文女士，复由金引见拜识李景端。《译林》当时处境困难，庄子所谓的“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用在这本新生刊物上尤为剀切，如果说“围剿”属用字太过，那么说被人封杀则是完全合乎实情的。我就曾亲耳听到沪上译界某位重量级人物以不屑的口吻谈到《译林》，说是搞外国文学翻译，北有北京××，南有上海××，市场两分，天下早已瓜定，其他外省出版社想要打破这格局，还是“识相一点”为好。（呜呼，堂堂重量级人物竟说出黑道上的威胁语来！）我这人浑身上下都是缺点，自问只有同情弱势群体的平民意识还算个优点——当然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正是更大的缺点。不管怎么说，恰恰就在北京某位外国文学权威因《译林》刊布《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大发无产阶级雷霆之怒的当儿，我成了《译林》的译者、读者和友人。
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上海的旧《译林》于１９４０年５月创刊，仅见两期便无疾而终；今天，江苏的新《译林》不但站稳了脚根，而且飚尘疾进２０年，与上述北京××和上海××已成三足鼎立，而从近年来出书的种类、质量和速度看，我和不少书友都感到译林出版社正骎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人一变阔，或者一种刊物被供入庙堂，最难保持本色，守其初心。看来继续保持当年创业时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激情，不做“超级大国”，不追求话语霸权，这才是真正涅而不缁的《译林》！
进言之二与翻译评论甚至学术民主有关。记得那年《译林》搞翻译竞赛，用的原文是美国作家Ｊｏｈｎ Ｕｐｄｉｋｅ的短篇小说《儿子》。原作在写到父母龃龉不断，甚至端着咖啡杯在客厅奔逐追打时，有这样一个句子：“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ｗｈｏｓ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ｉｓ ｓｈａｒｐ， ｗｈｏ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ｓｔｒｉｋｅｓ．”在《译林》的专家委员会（记得由编委会扩大组成，内中包括一位华籍英人）提供的标准译文中，这句话被译作“做母亲的说话尖刻，有时还出口伤人。”按我的理解，ｗｈｏｓｅ与ｗｈｏ两个从句并置叠加，有明显的语气递进关系，也就是说“说话尖刻”应是常态，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才有超乎口舌之争常态的暴烈举动；再者，英文中要表示口舌伤人的意思，一般似更可能用上“ｓｔｉｎｇ”，“ｌａｓｈ ｏｕｔ”，“ｂｉｔｅ”之类的动词，而不大会用“ｓｔｒｉｋｅ”。据此，并且考虑到上文奔逐追打的情节，我提议把“有时还出口伤人”这半句改译为“有时还动手打人”。可是那专家委员会却讲究定于一尊，因此我呼吁了半天，只换来某老前辈“ｈａｉ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的呵责。所谓“ｈａｉ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者，是把细细的发丝再去剖分，显然是不足取的，但若是以“ｈａｉ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表示翻译时必须对原文作穷原竟委的推敲和钻研，我以为不但不应诘责，反应提倡。关于上例究竟是“出口伤人”还是“动手打人”，我求教过多位高明，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由此我悟到英文里单词个个识得而对整句“能指”多有歧解的情形常有发生，一个人的学养和识见总是有限，因而要否定一种可能的译法确宜慎重再慎重。（Ｎｅｖｅｒ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ｗｏｒｄ！）今天，《译林》适换上第二届编委，又正好举行另一轮翻译竞赛，特将旧日公案重提一遍，警策自己，并与编委会诸公共勉，相信不会是完全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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