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再论中医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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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明中，是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放在一起来研究的。东方文明，包括中国的文明史中就没有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人为分割开来，也就是自然科学的诞生，是现代文明，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最早的自然科学只有一门。就是以整个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博物学。随后又把自然界分割为有机界（生命的）和无机界（非生命的），也就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分家。随后生物学又分成了动物学和植物学。继之，植物学和动物学又逐步分出了分类学、系统学、形态学、解剖学、胚胎学、细胞学、生态学、遗传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数十个分枝学科。医学则是人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人为什么生病及怎样治病和防病的科学，当然这就必然涉及到与人类有关的生物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这些学科间的不同就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不同。而且学科越分越细，研究对象愈来愈小。因此也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研究对象愈小的学科愈先进，愈高级。这是按照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必然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正如已故张昀教授在他的《生物进化》一书中所说：“传统的（应为西方文化的）认识模式（认识方式）本质上是还原主义的。这种认识模式的指导思想是：复杂性乃是简单性的叠加，复杂过程可视为简单过程的特例。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科学研究强调‘分解’或‘还原’，即将复杂过程逐级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小的组成单元或因果链上的片段，然后再把这些单元或片段叠加或连接起来。” （张昀，生物进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这种认识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1+1=2”模式。在这种认识模式下产生的西方医学，就是将人体（实为尸体）解剖，把人体归结为由各种器官组成的机器，按这种认识模式看来，人体各器官和组织间的联系往往被忽视。因为病理解剖都是解剖的尸体，只看到了生病组织器官的变化，而看不到生病的组织器官与其他组织器官的相互影响。又加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是传染性疾病。一旦发现了引起某一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又找到了杀死这一病原微生物的药物，对这一传染病的治疗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一种特效药的发现就能承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这就不能不让人对此产生一种错觉，病都是外源引起的，只是当发现人的免疫力后才稍有改变，但还是要给人注射疫苗（死的或无毒的病原微生物）来提高人的免疫力。再就是在解剖的基础上产生的外科手术，把人身上的病灶切除也可治愈一些病。而且西方医学的这些治病方法在对付外源病原引起的疾病上比中医的方法效果显著的多，治愈也快得多。按照这种认识模式，尤其是当与这些西方医学的优势做比较时，就自然产生中药是“乱七八槽一锅汤”的认识，也就认为它是不科学的。这就是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出现“中医不是科学”，甚至把中医打成伪科学的大多数跟风派人士在认识论上的原因。方舟子们要把中医打成伪科学的逻辑却与此不同，另有原因。这一点方舟子表述得很清楚，即“医学没有国界，任何药物一旦被认定安全、有效、有必要用，就会很快传遍世界各国。至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正规医疗使用中药，而不影响其预期寿命高于中国，说明‘在现在没有哪一种病非得用中药不可’是国际主流观点。我说了国际主流观点竟然被某些中国人说成偏激，可见中国的偏激标准很独特。”（转引自：醒客，方舟子荒谬的反中医逻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db55eb0100k7fe.html）这句话里他显然把自己从中国人里摘出来了，这是典型的西方至上的种族主义论调，他们的洋祖宗用了、认可了才是科学的，中国用了几千年使世界1/5的人口延续至今不算科学，这是什么逻辑，其用心何在，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里还表现了他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蔑视。
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知识，是人们对一切现象本质的认识，也可以说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理论，理论是对实践在认识上的飞越。按照1+1=2的模式去认识简单的无机界时是有效的，在开始认识有机界时也是有效的。因此在自然科学发展初期起到了促进作用。与东方文明中综合的认识模式比起来有着很大的优势，对每一个事物、每一种现象的认识比较具体可行，而用综合的认识模式去认识一个具体的事物、一种具体的现象时就会感到无从下手。不然就提出一些抽象的概念对一些规律进行总结，如中医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就是如此，看病治病都是从整体出发，从内外因素、以及身体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出发对病因作出判断，下药也是对身体各脏腑进行调整，正如有的中医学家所说，中医是根据人体的变化判断病，通过调整身体各部分间的平衡治疗病，同一种病，对不同病人就有不同的治疗方子，一个病人的治疗过程中也要随着病人身体状况的变化改变药方。而西医则是根据引起某一器官病变的外因判断病，通过铲除病因治疗病，不管什么人只要得了同一种病就只有一种药方，而且自始至终都是这一方子。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发源于西方文明而不是东方文明的根源所在。就是到现在，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仍然占着优势。
但当认识无机界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时这种认识模式就显得力不从心，当用来认识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生命活动的整体规律时就更显得乏力。要完成这些认识过程就只有两个方法可以采取，一是坚持“1+1=2”的模式，最后只能求救于上帝。二是放弃这一模式，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1≥或≤2”模式。或简称“1+1≠2”模式。其中有的只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采用这一模式，过后又回到了前一模式，但在别的问题上仍然信仰上帝。有的是彻底采用这后一种模式，但由于时代的限制，这类科学家很少。但是生命科学中实际上是不存在“1+1=2”的模式的，如衣藻（Chlamydomonas)是单细胞的绿藻（图1A），与它同属团藻目的实球藻(Pandorina)是由与衣藻结构和形态相似的32个细胞组成的多细胞群体的绿藻（图1B），但32个衣藻决构不成一个实球藻个体，一个实球藻细胞也不可能成为衣藻。较高级的多细胞个体生物就更不是多少个细胞的简单相加，而是首先由结构和功能特异的细胞按一定的程序组成组织，不同的组织按一定的程序组成不同的器官，不同的器官也是按一定的程序组成生物体,而且各部分间还有着各种复杂的联系。我们认识人体结构时都是通过尸体解剖，但尸体不等于活人，即使把活的人体分解成各种器官得到的是尸块，即使再加起来也还是尸体，而成不了活人。植物也一样，不是将根、茎、叶简单地加在一起就是植物体。嫁接是将一株植物的茎与另一株植物体带根的茎连接在一起，但只有这两部分的相关组织真正发生联系（愈合）（如维管组织桥的建立、次生胞间连丝的形成），生理生化过程也统一进行之后，植物体才真正成为一个植物体（崔克明，植物发育生物学，2009，245-257），否则就一部分（接穗）或全部死亡。人体器官的移植就更不是像用计算机零件装配一台计算机那么简单，可能比植物体的嫁接还要复杂，不仅各种组织结构要愈合，而且神经和血管不仅都要愈合在一起还要相通行使相应的功能，受体和外来体还都有免疫反应，对外来蛋白质有排斥作用，弄不好还会引起全身的反应，不仅治不好病，还可能使病人死的更快。所以至今靠器官移植延长人的寿命十分有限，而且器官源已成为此项技术大规模应用的瓶颈，所以前一段对诱导性干细胞的研究给予那么大的热情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已在博文《用诱导性干细胞离体培养出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只是一美丽的肥皂泡》中指出，那实际是一不可能实现的美丽的肥皂泡。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途径也还是徐荣祥先生提出并在实践中的“原位克隆”（我认为此种说法不当，实际是人体器官的原位返幼，因为并不是在身体内由一个干细胞或干细胞群发育为一个器官，而是使器官的组成细胞脱分化到较幼龄阶段，所以我认为称为“器官返幼”可能更合适），根据我对植物的有关研究说明，一是在原位诱导脱分化是可能的，二是在原位就具有该器官发育所需要的位置信息，不容易发生癌变。因此在研究生命科学时如果一直坚持“1+1=2”的认识模式是不可能认识生命活动的本质的。因此可以说分子生物学使以分析为主的生物学接近顶峰。
图1衣藻（A）和实球藻（B）
季羡林老先生多次讲过的一个观点“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就是讲的21世纪科学的发展要靠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季羡林，文明, 2002, (03):10）。也就是说要用中医的思维方式研究生物学,研究并发展新医学。现代的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区别已越来越小，越来越走向综合，研究组织器官的细胞分化，组织分化，器官建成和形态发生都已做到分子机理，基因调控，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功能也离不开基因表达的定位和对形态发生或生理功能的作用，所以现在已很难区分原来所说的各个学科。正是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使得西方开始重新认识中医中药。原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允许中医看病开方当作侵犯人权来谴责，现在已逐步有所改变，部分开放中医看病，允许部分中药进口，但还不承认中药是药（据报道现在也已出现松动），可作为保健食品上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医与西医已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悉尼不仅华人区有中医门诊，就是在白人占绝大数的地区，甚至在豪宅林立的富人居住区也有中医诊所，而且应诊的白种人还相当多（不然的话中医大夫就不会在那里开诊）。但在中医中药的故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却再一次出现了否定中医中药是科学的一个不小的风潮，在科学网上还相当有市场。按他们的观点，只有明确分子结构的单分子成份才是药。中药中大量有明显疗效的药物，但至今真正提取出单一有效成分的只有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杜仲具有降压作用是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苏联科学家证明了的，但是我认识我国多位有机化学出身的药物学家都想从中提取出降压的有效成分，但他们都告诉我提取出了几十种对降压有作用的化学成分，但那一种也没有杜仲的效果好。按西药的检测方法检测中药，如将中药丸烧成灰检测重金属含量，结果许多中药丸都成了致命的剧毒药，但许多药丸长期来都是治病救命的，例如安宫牛黄丸。这是因为这些灰分中的成分绝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他们间形成了新的关系，就是没有形成一种复合物，也必然是各种成分分别作用于身体的不同部位，使身体各部位间达到平衡，共同抵御外来病原的入侵或增强正常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Wang et al，PNAS USA, 2008, 105(12): 4826-4831;曹治权，微量元素与中医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79-84）。用现代生物学的说法就是多位点，多靶点共同作用。而那种烧成灰检测化学成分的方法还是旧的认识模式在起作用。还有就是我在上篇博文（《中医是科学，也是文化》）中指出的扶正固本、扶正祛邪及切脉的现代科学根据。可是西医中还有与现代生物学研究结果不相符的一些治病理念。如胃酸多了吃碱（氢氧化铝），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人单纯注射胰岛素，雌性激素缺乏病人吃雌性激素等治疗方法都与现代生理生化的概念相违背。我们知道在生物体的生理生化活动中都存在负反馈和正反馈作用，当体内某种代谢产物多时就抑制产生这一代谢产物的生化过程，而相反当这一代谢产物减少时就促进产生这一代谢产物的生化过程。所以当胃酸过多时如果通过吃弱碱减少胃里的胃酸反而会促进胃酸的产生。同样当我们向体内补充胰岛素或雌性激素时就会进一步抑制体内胰岛素或雌性激素的产生。所以就会造成恶性循环，越用越缺，用药量就会越用越大，形成药物依赖。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胃酸产生多时调节体内产生胃酸的机能，使之恢复正常。当胰岛素或雌性激素或其他激素产生少时就要调节体内的相应藏器使其恢复正常的激素分泌过程。对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症也不能仅靠补钙来治疗，既然吃同样的食物小孩和青年人不缺钙，就说明食物中的钙足够，只是老年人吸收转化钙的能力减弱才造成了骨质疏松，光靠补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应该调节体内与吸收转化钙有关的一些生理活动。这些同样需要用扶正固本和扶正祛邪的中医理念来解决，这方面也已有不少的探索研究（朱章志 等，华夏医药，2009，（4）：291-295；徐汝明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29（1O）：1200-1205；吴俏青，北京中医药，2009，28（7）：549）。有关癌症的研究也已逐步认识到癌症的发生并不能完全归于病毒及致癌物质等外因，而且已确认癌细胞就来自正常的体细胞（Weinberg RA,詹启敏，刘芝华 主译，癌生物学（The Biology of Cancer）,科学出版社，2008，25-42），而且癌细胞还可以再分化成正常细胞，如血管细胞（Lobo NA et al,Annu. Rev. Cell Dev. Biol. 2007. 23:675–99; Eramo1 A et al, Oncogene, 2010, 29, 4625–4635）。实际上这与我们在植物剥皮再生中看到的细胞分化、脱分化和转分化的情况是一样的（崔克明，植物发育生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59-179）。正如我在上篇博文中所指出的，这也要靠调节正常的组织器官使其恢复正常，以产生指令癌细胞自杀的死亡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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