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转发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报道两位“民科”的重大“科学发现”的，还有一篇是方舟子先生对“民科”的评论文章。我看到这三篇文章，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心理：   

    一方面，我很欣赏也很佩服那些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的“民科”的探索精神，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那种生来只是为探索和揭示宇宙奥秘的爱智精神，这比起眼下中国“官学”界追名逐利的浮躁学风来，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另一方面，我又比较赞同方舟子先生的观点，特别是他认为，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而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科学研究，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   

    我的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多少反映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现实状况，即科学的爱智精神与科学的求实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我想，如果具有科学的专业精神也比较讲究科学方法的“官学”能有“民科”那样近乎痴迷和疯狂的爱智精神，或那些对科学问题抱有孩童般好奇心的“民科”能有科学的专业精神和求实方法，那该有多好啊！

    附：

农民与数十教授争辩相对论 称光速恒定是臆断

2008-03-31 06:26:56　来源: 红网(长沙)　

长沙晚报3月31日报道 昨日下午，60岁的宁乡农民黄其德打着领带，穿着那身有些发皱的西装，与高校教授们坐在一起，就他对相对论20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甚至争辩。

眼前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桌上摆满了录音设备。从表情不难看出，黄其德内心激动又有点紧张。当天，“‘乡野学者’黄其德VS爱因斯坦相对论研讨会”在湘潭举行。近40名来自于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的资深教授、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这场非官方组织的特殊研讨会，吸引了省、市十多家媒体记者采访报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其德要遭千刀剐”

“世界文明的异化和倒退，人类社会伦理的堕落，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相对论的责任，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昨日，在研讨会上表达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深恶痛绝时，黄其德表情严肃，一字一顿。

今年60岁的黄其德是宁乡县金洲乡箭楼村一名地道的农民。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在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20多年的独立研究后，对这一著名理论产生了质疑和挑战。他还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网上开了博客，近30万字的论述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

在黄其德看来，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学说时完全抛弃了作为科学家应有的真诚和严谨，且完全脱离了实践，无法自圆其说，是臆想的产物，把严肃的科学作为谋求名利的工具。而后，更多的人或出于迷信权威，或为了个人私利，把相对论吹到神乎其神的地步，从而造成理论物理和哲学的沦丧，使伪科学盛行。因此黄其德认为，揭露相对论是伪科学“事关人类的走向和前途”，自己责无旁贷。

“我只要不饿死，就要坚定不移地挑战相对论。” 黄其德告诉记者，他也为此遭到过别人的辱骂，甚至有人骂“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其德要遭千刀剐”，但他从不后悔。

黄其德说，很多反对他的人无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看自己出身卑微，“很多人会觉得一个只读了高中的农民不配谈相对论”；二是自己的提法太尖锐，“毕竟很多人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相对论等于真理。另外，还有很多人要靠这个吃饭，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就等于是要砸他们的‘饭碗’呀！”

“写书批判相对论还得过奖励”

黄其德的人生轨迹布满了沧桑，他当过兵、办过厂、教过书、打过工，当过人大代表。

黄其德回忆说，他从小很聪明，5岁半开始上学。别人要背很久的书，他两三天就全部背完。因此他很快就跳了级。另外邻居家是个书香门第，正巧一个有学问的人在乡下避难，使得他有机会看到很多书，觉得最聪明的人就要当科学家。但后来他的学业被中断，回家当了农民。两年后，他又意外地重返学校，念完了高中。“那时候我学习真的很刻苦，我的微积分就是那时学的。后来在高中做毕业班老师，那些大学生也比不过我，让我做了年级组长。”

上世纪80年代初，黄其德开始琢磨起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说这个东西深奥，我就是要看看有多深奥。”抱着好胜的心态，黄其德开始挑战起了相对论。直到1999年，黄其德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于是，他写了第一本书《爱因斯坦相对论批判》，为此还得到了宁乡县科协的2000元奖励。

黄其德认为，有两次重要的机会是他挑战“相对论”的重要基础。一次是被广西桂林空军学院的教务部长谭猛所知，照顾他去学院做了一年杂工，并让他自由进入图书馆看书。这一年黄其德先后阅读了200本以上的相关书籍，做了7大本笔记。另一个机会就是他受邀参加2003年在西北工业大学召开的一次世界性的相对论质疑及物理创新会议。

“光速恒定不变只是一种臆断”

黄其德主要以《理论物理与哲学的沦丧》为总标题，分40余个专论，评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彼岸性以及这种彼岸性理论造成的哲学沦丧。例如，他认为，相对论里的“光速不变原理”就是爱因斯坦的臆想、臆断。理由是：要得到无限宇宙间物质运动的极限速度，当以全知尽知宇宙间所有物质运动的速度为前提。而爱因斯坦只是茫茫无限宇宙间寸土弹丸之地的地球上生命与观测能力都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是无法判断无限宇宙中从宏观到微观物质无限多样性物质运动的极限速度的。同时，黄其德认为，世界多国许多光速实验中有超光速的记录，虽然未见得全部真实可信，但事实决不会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凭空臆断。再比如，对于爱因斯坦的三个相对性方程，黄其德也予质疑。他驳问道：按相对论质量随速度增加而增加的方程计算，若一个跳蚤以光速运动，则其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岂不是无限宇宙就会被这个跳蚤充斥？黄其德还对“力、能数理关系与能量守恒定律”进行了修正，对“同一物体在运动速度增加中的质量变化问题”进行了论证等。

“如果爱翁在世，一定会来辩论”

“这场研讨很有意思，如果爱因斯坦在世的话，我想，他一定会来与黄其德进行争辩的，并且一定是很精彩的辩论。”湘潭大学光电材料与物理学院的徐宁博士诙谐地说，他很敬佩黄其德，一个农民有这种追求是难能可贵的。研究经济与管理的湘潭大学郑昭博士对黄其德的评价是：他这种敢于探索、求真、质疑的精神，很值得世人敬佩；他这种孜孜不倦钻研、执着刻苦、持之以恒的精神，很值得大家效仿；他这种不进行纯理论研究，而是注重应用上的变化，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可以供大家借鉴。当然，黄其德探讨理论还处在初期，还需要大量完善。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张建明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黄其德精神可佳，但所探讨的问题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用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精神来对待研究，不应该对权威学说轻易下结论，不能简单地否定。应该允许对相对论进行质疑，但不能仅以常识下定义。相对论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把时间、空间与物质的运动、分布联系在一起。相对论是数学的精巧、哲学的深睿、物理学的奇妙的一种组合，本身涉及的面就很广。而黄其德的语言显得太过情绪化，应多采用“非论战性的言语”。对于他反对的爱因斯坦采用的“假想试验”法，他自己却又不自觉地用在了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本身。黄其德的这些理论仅停留在科普性上，还远远缺乏科研价值。

“为‘泥腿子’开研讨会，值！”

在湘潭做生意的朱正武，是黄其德的宁乡老乡。他在2002年就掏腰包资助黄其德出了第一本书《爱因斯坦相对论批判》。他还邀请黄其德来到湘潭自己的公司里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包吃住每个月给黄其德发工资，从而让这位“乡野学者”腾出更多的时间做学问。

“这样的研讨会很有收获，很值得举办！”一直坐在会场里的朱正武对记者如此说。而黄凯峰和黄其德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爱好，同样参过军，同样爱好文学，同样做过教师，两人之间有着40多年的交情。他说：“能够为黄其德这个‘泥腿子’开个这么高规格的研讨会，应该说，是黄其德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大事了！”

相关链接

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基本理论，主要由爱因斯坦创立，分为狭义相对论(特殊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一般相对论)。相对论的基本假设是光速不变原理，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本支柱。奠定了经典物理学基础的经典力学，不适用于高速运动的物体和微观领域，而相对论解决了高速运动问题，量子力学解决了微观亚原子条件下的问题。相对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提出了“同时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空间”等全新的概念。 

你认为相对论是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发现吗？ (本文来源：红网-长沙晚报 作者：刘炬)

残疾农民自称已证明牛顿定律和相对论有错(图)

2008-02-13 19:05:24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　

闫赤元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研究。

北京晚报2月13日报道 “我已经证明出，从牛顿第一、二、三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有错！”说这些话时，“草根科学家”闫赤元眼神中闪烁着的一种光芒，让那张饱经沧桑的面孔顿时有了生气。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敢于叫板牛顿、爱因斯坦的人，不过是一个仅有高中学历且身有残疾的农民，他的家在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

挑战农民建“生命科学研究所”

二十多年来，闫赤元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狂热地投身于基础理论物理的钻研。  

从周遭亲人、朋友的竭力反对，到旁人无数白眼与冷嘲热讽，他都默默承受下来，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写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当今，还有着一批这样的“民间科学家”，他们对科学那种狂热和执著的精神，常令一些专家学者自叹不如。

有人说，他是个“科学狂人”；也有人说，他是民间科学界的“保尔·柯察金”。到底是什么让农民出身的他，如此义无反顾地痴迷于晦涩艰深的理论物理研究呢？

日前，城市快报记者走近闫赤元，感受他的生活，看着他克服病痛和贫困在农舍中搞研究，跟着他从南仁垺村去宝坻区科委申报自己的研究所，再到北京与众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试图解开一个“草根科学家”的传奇经历。

“生命犹如铁砧，愈敲打它，愈能发出火花。”伽利略的这句话一直影响着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他叫闫赤元，是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东南仁垺村一名残疾农民。

听说最近闫赤元要建科学研究所了！而且要研究的是现代科学界都感到挠头的“生命科学”！

1月23日10时，在宝坻区科委楼下，记者见到了闫赤元。

穿着厚厚的旧棉袄仍难掩其瘦小的身材；背有些佝偻，说话时总得扬起头，额头有很深的皱纹；脸色蜡黄。他热情地伸出手与记者相握。“我8点多来的，手续办得差不多了。”他边说边带着记者上楼。只见他双手抓着楼梯扶手，侧过身用全身力气迈上左腿，再转过来迈上右腿，一级级台阶就这样“蹭”着上楼。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腿笨，走得慢！”

“您申请这个研究所，费了不少劲儿吧！”“可不是！光准备材料就大半年，跑这儿也好些趟了！这回科委如果批准了，还得再去民政局办手续。”

上到3楼，闫赤元额头已冒出细密的汗珠。“闫赤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科技发明与知识产权”办公室的周科长说，当初大家都以为他不过是头脑一热的想法，没想到他还真像模像样地干起来了。这次，闫赤元捧着厚厚一沓申报材料又来到科委时，得到的答复是:“申请很快就能批下来。”当记者问起5万元注册资金从何而来时，闫赤元有些不好意思:“那是老爹的养老金。”

办理完申请手续，记者随着闫赤元来到了他的家中。穿过门口层层垛垛的高粱秸和玉米梗，闫赤元指着院里仅有的一只小羊说，老爹年纪大了，家里日子不太好过，前一阵子把牛都卖了。闫赤元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和一台电脑。

少年不幸得怪病

闫赤元1966年出生，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12岁那年，他时常腿痛，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高中时，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肢体活动能力比别人差，体育课不及格，45分钟一节课都坚持不下来，高考时他以几分之差落榜了。

此后，他开始四处寻医问药，谁知病情反而加重了，站立时不时出现痉挛现象，经常突然自己就重重地摔在地上。经诊断是“严重强直性脊柱炎晚期”，髋关节和脊椎关节已全部长死，胸骨畸形，肩关节丧失八成的活动量。“当时的情形就是，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

家里已经没钱可花了，治疗也停下来。生命已经濒临边缘，疼痛一点点消磨着意志，可闫赤元心里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支持着他，“只要活下去，一定能找到办法治好病！”随后，他找到一个糊纸盒子的工作，每天能挣三四元钱，同时开始自己买书研究中医学、人体穴位等知识，琢磨自我康复治疗。

求证

用物理学顿悟“生命”

如果说，闫赤元的研究缘于“久病成医”，可后来他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开始尝试用科学来解释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对于科学的思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专注思考就能得到结果，而要以这一问题为主线广泛思考，不断地提出问题使思考面不断扩大，一旦有一点突破，就会引出一系列新认识。”

凭着惊人的毅力，闫赤元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康复，1994年他已经可以下地劳动了，“我的许多理论突破是在下地劳动中、走路中或是睡觉前躺在床上得到的。”他开始追问，“科技发展到今天，谁能真正说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搜集了大量高等教育范围的书籍，试图从现代物理学中找到答案。

草根科学家苦寻知音

经过几年的研究，闫赤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到见解，但要想让别人认可自己的理论，首先得说服人家听自己讲，可谁会相信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对现代物理学的见解呢？这时，他想到了自己高中时崇拜的数学老师王宝珍。

1995年，闫赤元敲开了王老师的家门。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入主题，说起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牛顿第一定律说‘惯性是匀速直线运动’，我觉得牛顿说错了，其实‘惯性是匀速圆周运动’！”看着眼前这个病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学生，王老师心中更多的是同情。就这样，老师耐心地听他讲了两个小时，没想到竟然听出了点门道！

老师的认可和帮助让闫赤元向科学研究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先把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给老师讲明白了，老师再用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理论进行论证，论证成立后，再帮他写成论文。王老师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我就是闫赤元的翻译，把他的理论用现代科学理论界能够理解的术语和表达方式重新表述出来。”从这时起，闫赤元才能真正实现与学术界的沟通和“对话”。

探寻

一人独闯南开大学

王宝珍老师的理论和精神支持，让闫赤元如虎添翼，积累了一定成果之后，他想:“我发现了物理学重要规律，很想献给物理专家。”

闫赤元迫切地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专家的认可和指点，他决定独闯南开大学！“当时我在物理学院大楼里，一间间敲门，一次次讲述我的理论。”工夫不负苦心人，他总算费尽周折将自己的材料转到了博士生导师李学潜教授手里。李教授被闫赤元的诚意打动，为他点拨知识并引荐他认识了当时基础力学物理试验室组长刘伯和副教授和刘子臣教授，闫赤元欣喜若狂，他终于有机会在南开大学物理实验室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了！

一次，闫赤元与教授一起作“加速度参考系”试验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实验结束，天上已下起鹅毛大雪，可闫赤元硬是从宝坻火车站走到寇庄，赶到王宝珍老师家中，请老师帮他对实验结果进行受力分析，得出重要的周期函数。第二天他又独自冒雪赶回南开大学。当时李教授和刘教授都非常感动，认为他的成果很有意义。

这期间，他无数次因为在南开大学实验室研究太入迷，忘记时间错过回家的火车，只得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里过夜。而回到家里，又受尽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指责挖苦。

2002年4月，“闫赤元”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现代物理知识》杂志中，与李学潜教授、任毅志副教授共同完成的《物理学会终结么》一文，已作为南开大学“国家精品课程”课件文章。

不惑之年找到“家”

多年为科研奔波，让闫赤元欠下不少债务，为维持生计，2003年他开始到一家蜂窝煤厂打工，用一年的工资买了电脑，开始整理自己的研究材料。煤厂的工作很是繁重，他白天上工，晚上照看场院，然后还要打扫房间再做饭、洗澡，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0点多才能坐到电脑旁，查资料，寻找学术界最前沿的信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2006年，闫赤元被推荐加入“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孤军奋战的闫赤元终于找到了“家”，他的文章《惯性原理探讨》入选《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他本人则入选《中华优秀人物大典》。2006年4月，闫赤元获得参加“全国民间科技发展深圳论坛暨创新成果展”。他作为天津市唯一一名代表，被人们称为“民科”界的保尔·柯察金。会后他毅然辞掉了工作，专心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截至2007年12月，他已经完成十多篇理论创新论文，受到许多专家的关注并对多项创新观点表示肯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北京相对论联谊会颁给他“第二届新人挑战奖”。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胡春艳)

方舟子：中国为何盛产科学妄想家

2006-09-16 11:07:13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最近由于有“哲学狂人”声称用哲学真理破解超级数学难题遭到质疑就要和人“赌命”，有关“民间科学家”的话题在媒体上又热了起来。“民间科学家”一语其实并不妥当，让人误以为搞科学研究还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因此我在这里想改用“科学妄想家”来称呼那些没有受过恰当的专业训练，不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是又自称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未获得科学界认可，却以其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人。

科学妄想家并非中国的土特产。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就已经给西方的科学妄想家画过像，归纳出他们作为妄想狂的5个特点：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才；他们认为和他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全都是一些傻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学阀的歧视和打压；他们竭尽全力攻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确定无疑的科学理论；他们的著作荒诞不经，大量使用杜撰的术语，就像是“疯话”。

但是中国的科学妄想家自有中国特色，与其西方同行相比，受迫害情结更深，在“学阀压迫”之外，还多了一重“民族压迫”，自认为受到“西方科学”的打压，由于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他们的自信心更强，动不动就搞重金悬赏征求挑战者，乃至要和人赌命——当然，如果真有人去应战，别指望他们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是他们行走江湖的法宝。他们对别人的批评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如果有人偶尔批驳他们一下，就会成为其冤家对头，被穷追不舍。他们也更为痴迷，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多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地推销自己、与人辩论，有时甚至能感动了记者为其打抱不平。

但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是，这种人数量之多，为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在中国各名牌大学的校园、中科院研究所的门口，时常可看到他们来上访的身影。在各大门户网站的科技论坛，更是几乎要被他们的口水所淹没。我差不多每过一两周，就会收到科学妄想家寄来的自荐信和论文，希望我能为他们这些“学术腐败的受害者”伸冤，主动提出以后要和我分享荣耀和利润。有的还不停地寄，特别是有个自称发明了永动机的，到现在已经给我寄了有几十次了。

“科学妄想家”在中国的盛行，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传统因素。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即是。其实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搞技术发明有时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到的，使有些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

第二是文化因素。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这种观念在当代人文学者中还很常见，科学家在他们眼中只是些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员，不如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后，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乃至以科学导师自居，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指点迷津。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在科学问题上也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第三是政治因素。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权威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向科学进军”，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群众运动。随着陈景润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陈景润的继承者。

现在又多了个经济因素。在科技产业化的刺激下，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在用浮夸虚假的成果去捞钱，许多科学妄想家也跟着梦想用妄想出来的科技成果发财，有意无意地骗钱。这也并非没有先例，例如20年前公共汽车公司的驾驶员王洪成导演的“水变油”骗局，获得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持续了十年才败露，造成4亿多元的损失。

既然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因素，科学妄想家的繁荣景象在中国还会持续下去的。只要他们不试图去骗钱，他们有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幻想中的权利，没有必要非要去改造他们。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科学妄想家在别人的劝说下脱胎换骨的。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研究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第一，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不要好高骛远，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从事像天文观测、博物学观察、寻找新物种、发现新化石这类业余研究者还有用武之地的工作，让自己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业余科学爱好者，而不用变成科学妄想家；第二，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努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学术界承认自己的成果，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媒体也不宜炒作这些人，不要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真有天才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也不要去鼓励科学妄想家，这显然无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无科学专业识别能力的记者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也想到科学界当无冕之王。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外来干预促进了科学发展的先例，不管这类干预是来自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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