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近代以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首先，这种危机表现在传统道德哲学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中。自柏拉图以降，沿袭至黑格尔，传统道德哲学试图构建一个事先预设的、永恒超验的、同一的道德哲学体系。该体系编织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远在彼岸的五彩梦幻：它追求具有同一性本质的至善、至仁、至爱与永恒超验本质的合一，追求终极存在与终极价值的合一。究其根源，它源于人类对自己有限生命的困惑、源于对这种有限进行突破的雄心，源于从“存在者”到“存在”、从“定在”到“在”、从“是者”到“是”进行超越的信念。然而，这其中却存在着深层悖论：这种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本意旨在思考生与死、天与地、苦难与拯救，思考人之生活意义与生存困境，实则在客观上忽视了真实生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活生生的生命样态，它成了一种“漠视生命”、“肢解生命”甚至是“敌视生命”的“无生命”哲学。这种远在彼岸、高高在上的道德命令让世间生灵唯其是从而又无法攀爬至救赎的道德天国，这种内在的悖论与冲突也昭示着它必然走向瓦解和完结。

其次，现代性道德分化也加剧了现代性道德危机的到来。现代技术体系、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化导致了传统道德哲学的道德同一性梦想的破碎，诱发了现代性道德分化。现代性道德分化与传统道德哲学之间的鸿沟更加明显而难以弥合。

技术本质上是一种解蔽方式，使存在变为存在者而进入开显之境，这体现了一种类生命的共通性和伦理普遍性，然而现代技术体系以一种促逼的方式招致着人与自然的汇聚，汇聚成一个座架，使得人与自然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敞开、展现于开明之处，自然遭受拷问，人类迫使自然做出回答，剥离了覆盖在自然之上的神秘的面纱，而人也在此过程中被逼迫而变得不自由。高技术使得世界祛魅和整体性瓦解，从而偏离了人之生存共同性和伦理普遍性，昭示了工具理性的胜利和个体性的凯旋。

现代经济秩序的变革，市场经济范例的兴起及其体系的确立，使得经济从传统文化中独立。物质生活的富庶和物质欲念的膨胀使得人们从高尚沦为世俗，从执著于自觉过高尚的精神生活下沉为以积极的态度追逐于一种幸福的物质生活，“理性经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逼近的目标，趋乐避苦、计较利害得失、精打细算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现代人从根源上切断了神圣性以及与神圣性本质的联系。尤其进入资本市场经济阶段，资本以一种高海拔、高平原的状态进入市场，其高度的控制力和对资源的自由配置力，加之无孔不入的投机行径，颠覆了传统的市场游戏规则，对传统自由、平等、公平的原级市场理念与原则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以一种貌似正当的对自由的遵守，并“自由”地破坏自由的游戏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优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压盖了社会优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资本者或资本集团玩弄游戏于股掌，幸福、快乐建立在追逐欲望的欲望的基础之上，原本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成为只适用于孤立的“这一个”人的规则，一个人的自由变成了大多数人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变成了众多者的不自由。这就颠覆了传统的“自由”理念，造成了“自由”的异化，最终导致普遍性的消解和个体差异性的分化。

全球化概念提出之时，西方学界以热烈的态度去拥抱，发展中区域学者也有步其后尘者，举双手以欢迎，然而，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时髦之物，而是所谓的“麦当劳化”，其背后展现的是“理性的狡计”，是一种文化与经济分离后的冲突展现，是技术经济世界与符号价值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与分化，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分化与较量，是一种话语权之争。全球化体系下，规则、规范成为手段，普遍、普世成为目标，然而目标的设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甚至手段超过目标。全球化视域下的普世伦理就成为人们设定的目标，然而在传统形而上学遭遇内在矛盾、现代性道德面临分化和多样化的背景下，普世伦理只能作为一种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景在向善良的人们招手微笑罢了。

传统道德哲学推崇的至善、至仁、至爱的形上梦幻被现实击破，神圣性、同一性被瓦解；而现代性道德又面临极大的分化，道德出现多样化、差异化和无主体性。这就更加割裂出了两者的鸿沟，加剧了现代性道德危机，同时呼吁一种新型的伦理模式得以建构，来拯救危机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