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科普  让公众共享人类智慧结晶

——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和助理研究员佟贺丰

本刊记者   邓爱华

（发表于《科技潮》2009年第7期）

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说过：“科普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来做”。从另一个角度说，科普的任务太艰巨了，只靠科技界的力量也不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来做科普。发达国家正在这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和助理研究员佟贺丰，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外科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科普形式丰富多彩

武夷山介绍，国外科普界非常注重拓宽科普的形式与渠道，他列举了国外科普的案例。

电影、艺术博物馆参与科普

电影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科学渗入电影有非常有效的传播作用。因此，在一向重视科普工作的美国斯隆基金会的赞助支持下，从2003开始，年度性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设立了“传播科学或表现科学家最佳影片奖”类别。除了赞助圣丹斯电影节外，斯隆基金会还举办具有科学含量的故事片脚本大赛。

艺术博物馆和科普场馆本来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机构。但是，由于艺术与科学的内在关系，由于很多爱逛博物馆的观众都渴求多方面的知识，英国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现在也加入了科普行列。它不时举办具有科普含量的艺术展览，深受观众欢迎。

费米实验室：社区科普好榜样 

美国能源部所属的费米国家实验室是个高水平研究机构，非常“阳春白雪”，但是它并没有瞧不起“下里巴人”，而是十分注意开展对实验室所在社区的科普。他们认为，科普的使命，一方面是传播科技知识，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让老百姓了解实验室的存在价值，从而支持其工作。

诺贝尔奖得主忙科普

  科学家与科普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从科普的一些相关概念，就能看出科学家和科普之间这种紧密联系。罗尔德·霍夫曼是美国化学家、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也是一名诗人。从2002年起，他和康奈尔大学一些同事在每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纽约市格林尼治村办一次沙龙，题目叫“享受科学”，一直坚持到现在。

沙龙的内容五花八门，但都围绕着“科学与娱乐”的主题而展开，可以是图书阅读、音乐演奏、互动对话、话剧片段的表演、魔术展示、诗歌朗诵、热点辩论，等等。

国外科普新观念漫谈

武夷山介绍，近年来，国外科普界有不少新思想和新观念。新的未必就是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新东西，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选择和借鉴。

科普的功利侧面

在我国，往往是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目标，也就是注重科普的功利性用途。国外也有类似观点，但提法有所不同。美国众院前议长金格里奇2000年说，美国需要对科学和数学教育进行“大修”，这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说，在美国工作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当中，出生于美国的还不到一半。

科普的非功利侧面

发达国家更多强调的是科普的非功利性用途。例如，大家普遍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生产、生活、学习、休闲的每个角落。公众如果不懂科技，就无法参与涉及科技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比如转基因食品、干细胞研究、核能应用等等。公众没法参与讨论，民主制度就失去了根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科普界讨论的许多问题与公众参与有关。

强调科普应面向所有国民

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9年推出了题为《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的报告。本书标题揭示了这样一种理念：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一定要面向大众。书中说，“如果广大公众不了解科学、数学和技术，没有科学的思维习惯，科学技术提高生活的潜力就不能发挥。没有科学素养的民众，美好世界的前景是没有指望的”。“世界的变化已使得科学素养成为每个人的需要，而不为少数人所特有”。

对专家和公众地位的新认识

在传统的科普中，科技专家当然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后现代思潮中某些合理成分逐渐被纳入主流认识，人们对专家地位的看法也在改变。持极端看法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甚至说，对公众进行广泛的“科学教育”的计划，只不过是国家为“专家”这一帮人作宣传的一种形式。搞不好，专家会成为民主制度所控制不住的特权阶层。因此，有必要推广丹麦的公民理事会，以限制专家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支配性作用。在怀疑专家的同时，必然比过去更尊重普通人的作用。

科普写作教学很受重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科普写作的技能对于个人事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科普写作课程很受欢迎。荷兰共有13个大学，其中8所开设了科普写作或含有科普写作内容的新闻写作课，每年有600人选修。从2001年起，科学传播或科学新闻也成为了主修专业课程。

  国外政府科普工作现状

    佟贺丰介绍，在科普的过程中，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这主要是因为公众是否需要了解科学以及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公众是否要参与有关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讨论与决策和参与的程度，这些决策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政府作为任何国家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很明显，一定会与科普事务发生关系。其次，在科普领域，政府最开始起到了领导的作用，虽然现在这种作用在逐渐淡化。然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科普资源，这些公共资源的使用，由政府来支配。因此，政府对科学知识和信息传播的态度以及其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决定了这个国家进行科普的“文化场景”。

    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目标，科普工作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事业和全社会的工程。作为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科普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提高公众现代生活质量(更好地适应和参与时代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这也决定了政府在科普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

    许多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增加科普经费投入等多种手段积极推动本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

    下面归纳出各国科普政策的重点：

在英国，科普工作采用的仍然是促进公众对科学关注来增加他们对科学的信任感的方法，因为英国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食品安全丑闻中被极大地动摇了。

    美国把公众的科学素养看成是最重要的。这反映了美国对未来竞争力的关注，公众特别是学校中学生比较低的科技竞争力(在大的国际背景下)让美国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

    德国、奥地利和瑞典对公众理解科学采用了较为宽泛的概念，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包括在内，科普领域的实际活动自然也将这两者列人传播范围。

    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国民教育，通过科普探索建立学习型社会，把科普和国民的终身教育联系在一起。

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是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比较深厚的国家，这给科普工作带来了相应的困难。但印度政府在科普方面却有着一套比较成熟的理念和做法。印度政府主张：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要让科技惠及每一个印度公民，要用平等、民主的方式来让公众理解科技知识对他们的用处。

例如，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这是活跃在印度农村地区非常知名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非政府组织，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志愿者团体，他们的口号是：科学，是为了社会的革命。

    在法国，科普是作为大众的公民权存在的，他们认为科学素养也是国家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让科学重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在挪威，重点是放在研究成果的传播、扩散上，使科学研究合法化，并且让公众特别是缺乏科学素养的那部分人认识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丹麦的科普的核心是公众的参与，这反映出国家强大的表决文化和人民极高的科学素养，他们希望在决策中达成一种全民共识。

    荷兰具有基础很深厚的科普政策基础，国内经常举行包括公民权和文化在内的、围绕社会事务和经济问题的大众辩论。荷兰在科普方面投入的比例比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要高。

国外政府科普工作趋势展望

科技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不可预测。科学不再只是实验室中对真理的追求，科学活动因集中于对自然的改造，能够引发影响深远的文化价值变迁。国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他们必然要求在公共科学政策上具有更多的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面对科学，西方公众渴望在其发展方向的决定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机会，使科学发展更充分地体现公众的意志。因此，面对这种新的变化，各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佟贺丰说，各国政府都在试图增加与公众对话的渠道，推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使科学研究得到公众的支持。

具体来说，一些发达国家具有良好的民主传统，在公共政策领域特别强调公众参与和公共讨论，并且在制度上给予保证。例如丹麦的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涉及重大争议的科学政策，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让社会公众了解科学发展对社会、环境和公众生活带来的影响，也必须让社会公众或公众代表对争议性的科学议题进行公共讨论。一些国家的政府意识到，促进公众的参与，通过公私部门间的信息交换，政府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在科学政策方面陆续尝试、引进各种创新性的公众参与模式，比如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议会听证会、角色扮演、表决会议、观点工作坊、寻找美好未来会议等等。这些模式在很多国家逐渐推广开来，例如由丹麦发展出来的共识会议，就受到各国重视与效仿。下面以此为例，说明发达国家科普的发展趋势。

丹麦在科普领域并不像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那样以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教育模式为主，而是以重视公众参与模式著称。丹麦技术委员会，这个广受世界瞩目的推动参与式科技评估的机构，采用了很多方法来鼓励公众参与和科学相关的讨论，它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公众参与模式，广泛受到国际采用。丹麦技术委员会所创制的最重要的公众参与科普模式就是共识会议。从1987年以来，丹麦技术委员会已经针对各类议题举办了20次的共识会议。由丹麦发展出来的共识会议，逐渐受到各国重视与仿效。以基因政策议题为例，OECD国家中，至少有11个国家，曾先后举办过至少20次的共识会议。

这个由丹麦发展出来，逐渐推行到其他国家的民主参与模式，主要旨在促成社会公众对政策议题进行广泛的、理性的辩论。它邀请不具专业知识的公众，针对具有争议性的政策，事前阅读相关资料并作讨论，设定这个议题领域中他们想要探查的问题；然后在公开的论坛中，针对这些问题询问专家；最后，他们在有一定知识信息的基础上，对争议性的问题相互辩论并作判断，并将讨论后的公众观点，写成正式报告，向社会大众公布，并供决策参考。在共识会议中，非专家的公众被提升到显著的地位，由其界定什么是重要议题；藉由专家提供的知识，协助他们在有信息根据的基础上，评估政策议题所涉及的利益与价值冲突，并在争议中试图达成公众性的见解。这种模式，对于思考如何使不具专业科技知识的公众，参与充满“技术复杂性”的科技政策制定，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