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齐治平” 的现代诠释（积极的人生态度）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遵循着一条“内圣外王”的道路，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可以赋予这几句话以新的解释：国民素质的基础是公民的道德素质，因此要引导每一个公民都注意 “诚意、正心、修身”；继而谋求职业，爱岗敬业，建立美好的家庭（“齐家”），同时使孩子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每个公民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力求为社会、为国家多做贡献，国家就能兴旺，此即所谓“治国”；企及未来，中国要成为强国，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既要学习别国先进的经验，又要把中国传统中优秀的东西以及后来发展的先进文化传播出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即所谓“平天下”。

“修齐治平”的思想中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主动入世的精神。对于这种积极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态度，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年轻人能以民族精神中的这种积极的人生理念作为支撑，那么当他们走向成人社会中时，有望能抵御环境中的不良风气。如果以“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的民族精神作为奋斗的目标，一个人就会以终身学习的态度去不断完善自身，同时具有主动实践、影响他人和社会的能动性。

                  二、“修齐治平”中所体现的道德发展的顺序性

后世有许多心理学家试图研究和解决道德发展的阶段问题。例如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Kohlberg）在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国人熟知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实际上也蕴含着对道德发展的“阶段性、顺序性”的思考。《礼记.大学》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此，《大学》中试图先分析个体的认知心理状态，把它分为“止、定、静、安、虑、得”，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基于这样的考虑，要达到教育的终极目标的“止于至善”，就要区分“本末”和先后次序，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为此《大学》中提出人的完善的逻辑程序，即修养的先后顺序，分八个步骤（俗称“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大学》的原话中可以看出这一顺序的重要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其中的根本是“修身”：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八条目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它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简单到丰富，体现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三、与西方流行的道德发展顺序性的比较

再简单地介绍一下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科尔伯格在对青少年儿童的道德判断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追踪研究（每隔三年重复一次，追踪到22、23岁）和跨文化研究，扩展了皮亚杰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他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每个水平又分为两个阶段：1.前习俗水平：（1）服从于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惩罚和服从的定向阶段），（2）相对的功利主义的道德定向阶段（工具性的相对主义定向阶段）。2.习俗水平（小学中年级以上）：（3）人际和谐（或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4）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3.后习俗水平：（5）社会契约的道德定向阶段；（6）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

如果把科尔伯格的思路和《大学》中的思路作一比较，可看出两者都认识到道德发展的阶段性、顺序性。不过，前者是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从认识判断力的发展顺序去思考这一问题，后者着眼于从人伦、从个人道德与社会政治的实现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

就思考的某些内容而言，也表现出思维的相似性。科尔伯格涉及道德认知发展中的不同水平的发展变化，从功利主义、服从权威等较低水平到个体判断的较高水平——从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出发，如正义、公平、平等、个人的尊严、良心、良知、生命的价值、自由等为依据。如果把这一点同《大学》中提出的从“修身”（自我修养）的水平发展到“平天下”的水平，就可以看出相关道理的一致性。从“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意义来理解，如果一个人要达到能“治国”的境界，他就要更多地从国家利益而非从一己私利来考虑问题；如果要达到“平天下”的境界，恐怕他也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从普遍的人性来思考问题，要思考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原则。二者在考虑个体的道德最高水平（“至善”）时都想到了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和术语。由二者的思考可推举一例来说明相关的问题，设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当局要求一个日本青年去参加战争，那他该怎么办？出于狭隘的“爱国”和当局的权威强令他似乎应该参加，而出于普遍的道德良心，或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他就不应该参加。

虽有以上比较，但大体而言，由于时代差异和文化差异、思考的角度的不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我在此硬是把它们拉扯到一起，也有点牵强附会。不过请您见谅，我还是“牵强”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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