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原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4期(季刊)，p180-186.

                          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学术资本主义

                                  ——《学术资本主义》读后

             潘发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9年7月组织召开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并在当月底一篇报道中了分析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其中提到提到高等教育的一个变化:

高等院校已变得更加具有企业性（entrepreneurial，或创业性），它们为公司或政府部门搞有偿研究，并迎合当地企业的需要开发收费课程。这些现象有时不免令人担忧。过分强调创收可能破坏传统的大学活动。人文学科的课程和研究通常不可能产生即时的商业应用，……。公立院校，不得不为其日益增长的成本而创收。最常见的方式收取学费，……长期以来作为免费高等教育堡垒的欧洲，也正在开始收费。 [1]

对于高等教育的这种变化，身为大学校长的博克（Derek Bok）深有体会，他在《市场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商业化》一书中描述了这一变化：如今的大学日渐企业化、商业化，大学校长有时候听起来像个小贩，不时凭借来自于商业界的广告手段和其他方法来做宣传。起初，为营利而努力出售大学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校园生活的外围：体育运动和少数院系的技术开发和函授课程。今天，整所大学都参与到商业化浪潮之中，计算机科学、生物化学、企业金融领域的教授以及众多的其他院系的教授，都在追求源于智力工作的赚钱机会。[2]企业化行为已不再是体育院系和开发机构的专利，自然科学学部、商学院、继续教育部门以及校园内的其它学术单位都学会了这种企业化行为。商业化的普遍性包括众多广泛的行为和倾向，特别突出的有：(1)经济力量对大学的影响（例如，计算机专业和工商专业的膨胀）；（2）周围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校园内不断增加的CEO执行总裁、产权、商标这些词汇的使用）；(3)学生职业生涯兴趣对课程的影响（例如，更多的职业课程）；（4）大学开支中努力实现经济化（雇佣更多的临时教师），采用来自商业的行政管理方法；（5）试图量化事实上在大学内不可量化的东西，例如试图以金融货币术语而不是从定性的角度表达价值问题或内容。市场、经济因素对大学的影响日益显著，任何对这一点持有怀疑的人仅仅比较一下商学院的富裕和多数教育和社会工作学院的破旧寒酸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工商业世界正在通过它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和工资以最惊人的方式影响到大学的研究和课程。

二、全球化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学术资本主义

高等教育为什么会商业化，大学为什么会变成企业性的大学？教师的收入差距为何日益拉大？《学术资本主义》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劳动的性质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及其缘由。由于后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欧美等国家出于全球竞争需要，开始改变高等教育政策，建立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院校和教师走向市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削减高等教育开支减轻政府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生存，大学开始以企业的方式运作，大学正在利用它特有的资本（大学教师和知识）去争取更多的收入来源，表现出一种学术资本主义趋向。

   (一) 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

所谓“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日本学者把它翻译为“大学资本主义”），是指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来资金所做出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类似市场的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资金而竞争，不管这些资金是来自外部拨款和合同、捐款、大学-工业伙伴关系、院校对教授的衍生公司的投资、学生的学杂费或其他一些创收活动。市场行为是指，院校方面的营利活动，诸如申请专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以及衍生公司、独立公司、产学伙伴关系，等等。市场活动也包括更多的世俗运作，诸如来自教育活动的产品和服务，与饮食服务公司和书店中利润分成，等等。[5]在这里，“资本主义”可被界定为分配决策受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制度。^[6]通过使用“学术资本主义”作为核心概念，可有效说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环境的现实，即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环境，在其中大学教师和专业职员日益在具有竞争性的情形下支出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存。由于这一概念的切合性，自从它被提出以后，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借助这一概念来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文献日渐增多。

    (二)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促进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学术资本主义》第二章“全球市场中的学术科学与技术”中，作者用全球化理论解释全球经济的变化与英美澳加四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两个发展，二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的异同，来说明全球经济的变化。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得到新能源和发明的刺激，能源和发明把生产从农业转移到城市地区，后工业的政治经济受到科学知识新进步的刺激，以计算机和电信为动力；工业政治经济是沿着生产的福特主义或装配线模式来组织，而后工业政治经济适用灵活的小批量或即时生产；工业经济的核心的组织单位是托拉斯或寡头垄断的公司，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经营，后工业经济的核心组织单位是跨国公司，保持着强劲的寡头垄断趋向，在全球范围运作；工业经济条件下，工人没有受到教育，工作经常单调重复，而在后工业政治经济中是灵活的小批量生产，工作经常变化、有趣，且要求大量的知识和决策能力，其生产革新几乎经常依赖于受过大学教育的，通常是具有高级学位的人。^[7]

全球化主要是指跨国的经济活动及其连带的文化及政治变迁。经济全球化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竞争的水平相关，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跨越国界的扩张。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工业政治经济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变，一些国家转变较快，成为赢家，另一些国家则会成为输家。大体来说，日本的兴起以及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动摇了本世纪主宰世界贸易的两极贸易关系。20世纪的贸易首先主要由英国主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贸易关系呈两极，其中，大多数世界贸易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流动。20世纪70年代，随着老牌工业化国家失去了一些早期工业化以及帝国和新殖民所赋予的优势，世界贸易变得多极化了。^[8]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21世纪，且不断变化，此消彼长，直到目前的金融危机。

可见，全球化正在打破原有的平衡，各国都有得失，而老牌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的丧失，必然会激发其调整已有的政策，为提高经济竞争力而努力。例如，英美澳三国都想重新获得它们过去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英美要保持在全球主要的卓越地位；澳大利亚要维持以农业和加工业为基础的物质富裕的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美澳都在追求供给学派(supply-side)经济政策，从社会福利计划转向为经济发展而努力，主要通过对企业部门的税收减免和刺激经济革新的军用或民用研发项目。与此同时，所以这些国家企图减少政府支出，把支出变成国债。保守的供应派经济和债务缩减政策所带来的财政紧缩，再加上其他权益计划（如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中小学教育等）的增长，可供给高等教育使用的公共资金更少了，所能得到的新的资金也是集中于技术科学和与市场相关的领域。以英国1993年的一份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能：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的话来说，英美澳三国的中学后教育都指向国家“财富创造”，离开了其传统的对于本科普通教育的关注。^[9]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来说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能够用于像中学后教育这样的可以自由处理的活动经费的紧缩；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占据中心位置；跨国公司和与产品开发、革新有关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跨国公司和老牌工业发达国家更多地关注全球知识产权战略。^[10]

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斯劳特等通过考察英美澳加四个国家自1980年以来的政策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水平教育）、入学、课程和财政资助政策（本科生教育）。结果发现，这四个国家在高等教育与后工业政治经济的全球化相交点上都制定了类似的政策。四国的教育政策都转向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的学术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技术政策，转向集中资金于接近市场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课程政策，转向削弱学术机构和大学教师的自治的组织政策。^[11]

由此可见，是国家政策在推进学术资本主义。以前由高校自由支配的资金被重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有可能直接贡献于技术创新和经济竞争的项目，技术科学领域获得了资源分配，而那些不同市场密切相关的领域，则失去了份额。在招生方面，院校开始为学生名额竞争投标，美国院校为吸引愿意支付高额学费的学生的竞争日益加剧。研究和开发被看作是国家财富创造的一个来源，教授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让位于有前期竞争性的研究、战略研究和目标研究。大学教师和院校日渐失去自治。

        (三) 学术资本主义与教师收入的学科差异

大量的政策倡议教师参与到创利中。通过专利、技术许可、合资经营、股本持有、技术园区，大学在转向学术资本主义。课程政策已造成一些国家的人文艺术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缩减。教授的薪水也因各自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而拉开档次。由于院校资源倾向于分配给技术科学，使这些领域教师的工资显著地增长，他们对学生也更有吸引力。1983-1993年美国不同领域的大学教师工资的变化分析表明，最高工资和增长百分比最高的（70%及其以上）大学教师在技术（工程和计算机）、生产者服务（商务和管理、法律）以及卫生科学领域，集中于知识作为商品和知识产权战略的所有领域。收益最大的是工程学、适合于研发的应用科学、商务、健康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法律，所有这些领域也是同竞争性政策密切相联的领域。物理学和数学，作为“纯科学”的老前辈，几乎没有获得这样引人注目的收入。即使考虑到工资水平而不是增长百分比，物理科学和数学实质上在较高层次以下，每年薪水和较高层级之间的差别在10,000-23,000美元之间。最低的薪水和最低的百分比增长处于第三层级，是离市场最远的领域，这些领域更接近于政府的社会福利功能。在第三层级中最低的六个领域（哲学和宗教的、外语、家政学、文学、教育和表演艺术）以及最高层级的五个领域之间的工资增长的百分比的差别在22-30%之间变化。同其他国家（如英国）一样，工资水平趋于分化，资源集中于而且会进一步集中于技术科学课程之上，这些领域的学额也比较富足。^[12]

      (四)  资源依赖与教师行为的变化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被剥夺了关键性收入的组织将会寻求新的资源，资源依赖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组织行为的变化。

本书作者通过分析英美等国财政模式的变化，发现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于中学后教育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生均支出减少。收入从综合拨款转移到那些能反映竞争或市场需要的项目，来自私人捐款、合同、销售和服务等其他来源的收入增加，学费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教学的支出下降，研究支出、公共服务、行政费用在增长。

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的改变，必然改变大学行政人员和教师的行为。换句话说，大学和教师不得不通过从事市场和类似市场的行为去竞争关键性资源。研究资金是大学的关键性资源，不仅因为大多数研究资金通过竞争的方式筹措的，而且因为大学追求声誉最大化。因为大部分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仅极少数人从政府或产业部门那里赢得竞争性的研究资金，研究是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有区别作用的活动。大学教师将转向学术资本主义以保持研究（和其他）资源，使声誉最大化。^[13]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提供给大学教师更多的资源去教更多的学生，他们肯定也会以同样的热情去竞争这些资金。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一些教师为追逐研究而荒芜教学简单地归结为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应更多地思考政策的导向作用。

       (五) 大学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不同反应

学术资本主义有何利弊？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是如何看待学术资本主义的？在第四章中，作者对两所院校的参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学术单位（学系和中心）的大学教师进行了采访，让采访对象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价。成本受益分类包括：同外部团体的关系、声誉、对教学和研究的间接影响、未来的咨询服务机会、毕业生的就业、招生、设备获得、学术资源的消耗、基础研究和教学的时间损失等等。^[14]研究表明，大学教师比起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心主任的反应更为多样。所有正教授、大多数副教授、极少数年资较浅的教师，积极地看待创业活动和知识产权的开发。这部分人员特别看重与外部团体改善了的关系、提高了本单位的声誉、与经济更密切的联系（咨询服务机会、学生就业机会），以及增加了的资金收益。如果大学教师主要是应用科学家或来自专业学院，他们把其创业性工作看作是传统上所从事的研究的延伸，或者就知识产权而言，是作为正当工作的扩展。年资较浅的教师、博士后和研究生较少赞成学术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业绩期望值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被要求同时在基础研究和商业化研究两个研究领域都要表现优秀。^[15]

以上只是我对阅读该书后影响比较深刻的一些内容的概述，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阅读的内容，如作者对学术参与市场最直接的形式——技术转让的策略考察，以及大学教学科研人员走向市场所应具备的创业知识等等。

  三、对学术资本主义相关问题的思考 

高等教育的学术资本主义趋势使全球学术劳动的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一变化同19世纪后15年学术界发生的变化一样巨大。正如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为高等教育和与之伴随的专业化提供了基础一样，20世纪末的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动摇过去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大学专业工作的模式。这一变革一方面将为学术生涯的某些方面创造新的结构和激励措施，同时又在另一些方面威胁到高等教育的传统使命和核心理念。

大学之所以存在800多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有一个持续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这些理念和价值构成学术文化中最宝贵的部分。在大学传统理念中最值得珍视的应是纽曼的理念和洪堡的理想。然而，近20年来西方国家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中的某些做法却同洪堡理想格格不入，洪堡理想在企业化大学中岌岌可危。

各国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竞相投资技术科学，对纯粹学问的追求正受到市场的、世俗要求的猛烈冲击。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认为，学术自由正受到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企业主义”的挑战。[16]企业参与学术的增加和私人资助研究的增长改变了研究资金来源 ，从而影响到学术自由。在应用研究能很快为企业资助者带来回报的情况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或减少，或不能扩大以赶上科技需要。资助模式的改变危及到基础研究的未来。市场引起的不确定性和注重短期利益也影响到研究。市场中的大学从事的大多数研究只是短期项目，研究缺乏连贯性。在短期项目工作中持久稳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需要很难得到满足，研究者经常不得不在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之间奔忙，而不能够适当地集中于一个主题。在学术商业化背景下，学者有几层担忧：他们担心金钱和效率可能逐渐主宰学术决策，在决定教什么和由谁来教方面，市场判断可能给取代学者判断；商业化和喜好商业化的人将强化另一种认识和力量，即把教学和研究主要看作达到实用目的而不是以学术本身为目的。学术资本主义已将学术的中心从文理学科核心转向创业边缘。

学术资本主义会给大学及其教授、管理人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国内就有某大学校长因炒股造成学校的巨额亏损的事例。企业创新文献表明，只有十分之一的新建公司是成功的。而且，“就我们所知，失败的学术资本家没有因损失院校的资金而受到明显的处罚”。 ^[17]虽然只有某些教授、学术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从事学术资本主义，他们招致的风险可能要有整个单位和作为整体的院校来面对。这些危险表现在多个方面：企业倒闭、产品责任、没能满足经济进步和创造就业的社会期望，以及最重要的是，忽视了学生。

还有前面提到的不同学科教师的收入差别。学术专业的不同领域、不同性别和院校存在着“马太效应”，等级序列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把学术专业分裂为“富有和匮乏两个群体”，可以预期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日益紧张，甚至达到阶层冲突的水平。[18]

显然，完全排斥学术界的市场导向也不现实，大学不能无视学生面临着的严重就业问题，不能无视国家要提高全球经济竞争力的需求。加上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紧缩，大学的资金来源更为减少，校内经济问题更为突出，恐怕这些都只会加剧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是，我们能否在由学术文化和工业文化（或企业文化）两端组成的连续体上，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向着更为乐观的方向发展？我们在进行相关决策和制定规章制度时如何防患于未然，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不伤及学术的根本，不空耗教师的精力？

重要的是要区分目的和手段，创业（或创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大学要维护学术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要充分考虑社会效益，要把追求利润的行为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严格防止公立大学成为纯粹的逐利机构。大学必须具有清楚的价值观，以高度的诚实和质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谨防把孩子——科学知识和自由学科（文科）——同洗澡水（如经济转型或困难时期政府减少投入的情况下对争取外来资助的需要）一起泼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校同一些历史悠久的西方高校相比，可能面临着双重挑战，就是在尚未形成西方大学曾有过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传统之前，又要面对企业化、商业化、大众化的浪潮的冲击。如果说，学术优良传统能帮助大学自身辨别航行的方向，在变革的潮流中正确把握自己的话，那么没有良好学术传统的院校可能极易受到商业化的负面影响的侵蚀。在这股浪潮面前大学该如何定位，如何在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的同时，又能很好地完成大学的传统使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通过对国内高校及其教师展开调查研究，也需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