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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姆斯的奇特人生轨迹
武夷山
(发表于2009年4月23日《科学时报》)
2009年3月,诺顿出版社推出了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哈罗尔德. 瓦姆斯的作品, 《科学之艺术与政治》(The Art and Politics of Science)。
瓦姆斯的人生轨迹实在罕见。他先是英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转向生命科学,获得了诺贝尔奖,再后来又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也就是从了政,做了官。因此,他的经历、看法和感悟一定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
他在美国安姆斯特学院读英语专业本科期间,就修习了医学院预科的课程。然后,他去哈佛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研究生。在此期间,由于他大学本科的一些同学在哈佛医学院读书,他就跟着这些老同学听了医学院的一些课。结果,他对生物学及其医学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再加上他本来就有点担心文学这碗饭不容易吃,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重新申请到哈佛医学院就读。尽管他父亲是医生,但他父母对他的转专业举动并不高兴。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时,越战还没有结束,年轻男性都可能被征兵。为了不被立即征兵,他决定去NIH做两年的培训。正是在这里,他碰上了自己实验研究的领路人Ira Pastan教授(1931年生,美国科学院院士), 后来又与著名病毒学家毕晓普(J. Michael Bishop)共事,并与之一起获得诺贝尔奖。
若是不允许转专业,我不知道瓦姆斯是否还能获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超在《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发表题为《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的文章,其中谈到,民国时期有几所大学的世界排位比我们目前最强大学的世界排位还要靠前,原因是,当时的大学秉持“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的核心理念,还有自主招生、破格取材、转系转学、公费留学、高薪养教等很好的制度。我很欣赏他将“转系转学”作为一条成功的制度。比如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了季羡林外,林庚、吴组缃、李长之都是转系生。
瓦姆斯1993-1999期间担任NIH院长,而正是在此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郑重承诺:从1998年至2003年,要将对NIH的资助额翻一番。瓦姆斯对获得联邦政府这一承诺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此书的内容还不能充分反映其政治才能和公关艺术,也许是他太谦虚了。有一种说法是:科学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艺术,政治是关于可解决的事物的艺术。这两种艺术都能玩转的人,实属凤毛麟角,瓦姆斯则是其中一个。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文科出身与学养是否对培养其政治才干做出了贡献?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就是说:读书人不懂政治。我们不可能期望每个科研人员都成为瓦姆斯,但是,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和叙述来了解一下政治、公共政策以及科学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他在书中说到,目前有三个领域是科学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一是干细胞研究,二是全球卫生科研与实践,三是开放获取的出版方式。他本人是坚决支持开放获取的。
本书由三个讲演稿等一系列文章组成, 这些内容其实构成了一部自传,但是,本书又不是采用通常的自传方式撰写的,其结构也像作者的人生轨迹一样特别。
参考文献:
1、 Iain Mattaj, Biologist in the Beltway, Nature, March 5, 2009, P32
2、 Richard O. Hynes, Book Review,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9, 360 (13): 1365-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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