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平在我的博文下留言：

        周老师好，自然科学不像你们社会科学有那么多禁区（这是你说的，我认为也不该有禁区），自然科学的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你把别人跟你讨论或批评你就理解为别人不让你说话，那就不是科学态度了。真理是不怕辩的，怕辩的就不是真理。另外讨论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中国确实没有一二流科学家，这是事实，这点上我完全同意周老师的说法。象牛顿这样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可遇不可求的，正象康德这样的人物不容易出一样。

        对此，我觉得需要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故于兹回复王老师：

       王老师：谢谢您的评论，也基本同意您的看法。但您可能有点误会：我并没有把别人跟我讨论或批评我就理解为别人不让我说话，因为事实上对于我所认为的中国科学界没有理论创新的观点，并没有人出来公开表示反对或严厉的批评。本文只是出于我看到张学文老师的文章，他说我议论到了“中国科学界大的敏感问题”，并且文中有所谓我的这种议论“到底是对中国科学界的污蔑，还是点到了中国科学界的痛处？”这样的话，（按：张老师其实是大致同意我的观点的。）这使我心领神会到了我的文章已触及到了一个我原来不曾想到会成其为中国科学界“敏感区”的“敏感区”——到底“敏感”在何处，我想无须明说，大家都能体会出其内涵和意味来。因此，才有本文之作。我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自然科学界千万不要像人文科学界那样，也忌讳这、忌讳那的。何况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即使说过头了，也无损于自然科学界一根毫毛。再说我的文章，虽然没有象您所说那样严格的“摆事实讲道理”，但其中确实是讲了不少道理（主要是哲学道理），至于事实，我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哲学道理来直觉地确认的，但也有部分明摆着的事实作为基础。

       诚然，我文中所提出的关于“理论创新”或“理论原创”的主要标准， “一是构建前所未有的理论，二是新理论是科学归纳的产物”，这样的标准（特别是第一个标准）是显得要求过高，正如有网友对我说的，“按这个标准的话，量子论和相对论之后的所有关于理论方面的诺奖得主其实都不能说是理论原创了”。但是我要说，这是学术性的标准。学术上应该提出这样的高标准。有了这样的标准，人们才知道自己研究水平的深浅，才知道如何攀登科学的最高峰。

       说到底，我只是就中国科学界不重视理论研究并且轻视理论思维的明显倾向直率地提出了我的批评意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出于我对中国科学界的厚望。这是因为，咱们中国这样有着13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理应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在科学上也是如此，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能够培养出象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虽然如您所说“象牛顿这样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可遇不可求的，正象康德这样的人物不容易出一样”，但是，在人文领域，古代中国是有康德这样的人物的，孔子、老子足以与康德之类相匹比，我国现在为何就出不了这样的人物呢？我认为在当今世界，各个领域都有相当激烈的竞争，这种环境恰恰是出学术大家的条件，正如春秋战国的竞争环境是中国出学术大家的条件一样。我们不应自卑于古人和近人，而应该有超过古人和近人的学术气概；对中国学者来说，应该有超过西方人的志向。

        我充分相信咱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点儿都不比西方人差，只是在思维方式上有差异。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的文化在近现代明显占优于中国的文化，迄今为止还是如此。中国想要在文化上超过西方，先得把西方人的那套思维学过来。无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否预示着人类思维的遥远未来，咱们都应该先把它学到手，否则，中国无法超过西方，至少在科学理论创新上无法超过西方。

        平实而论，中国科学界在技术创新上是有优势的，中国在航天领域能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科学家具有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完全不逊于西方科学家。技术创新与科学创新不同：科学创新领域虽然有知识产权问题，但科学理论一经产生，其知识就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其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一般不会阻碍别人去享用其理论成果。但技术创新领域更有知识专利问题，这种专利的拥有者特别是其所在国，往往要通过技术封锁来阻碍最新技术（特别是军事领域的最新技术）的外流，旨在独享其技术成果，使自己在该领域占居技术优势地位。所以，在技术领域，自主创新是很关键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因为中国传统思维就最擅长于演绎思维，擅长于对既有知识或理论的灵活应用，擅长于技术创新。如果我们把西方的理论创新本领也学到手的话，则中国科学技术必会超过西方，从而中国必将成为最强大的科学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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