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瞬间，我呆在这个学校已近20年，期间很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也有许多温馨的事情发生在我周围，值得回忆。我的许多师长，例如张老师、华老师、孙老师、周老师及石老师等，使我感到很温情的一面。 

      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学生毕业之后，如果没有直系或旁系亲属定居海外的话，必须在国内工作满5年，才能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我便属于那没有海外亲戚的一分子，于是，虽然内心并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便在我现在的单位找了个工作，呆了下来。

        这一呆就是4年多，时光如梭，我也完成了从助教到讲师，从单身生活到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的过渡。1993年初，考虑到5年服务期限将至，便也随潮流TOEFL与GRE了起来，并遍撒“英雄贴”至欧美日澳各国之大学，极力地自己推荐并请我的大学与研究生老师推荐自己。终于，1993年暑假间、正值酷暑的一日中午，我在居住的属于单位的的筒子间里，手捧金庸宝书阅读正酣的当儿，一位年轻同事带来了一个从国外某大学发来的传真，传真上的内容显示，我获得了该大学的一个奖学金资助，可以于当年的10月底前，去该大学学习。

        但我面临一个难题：我还必须再为国家服务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满足五年服务期限的条件。于是，在我老师的建议下，当时非常年轻的我，直接闯进了我们单位最大的头儿张老师的办公室，拿出了那页传真，断断续续、同时也是非常紧张地叙述我的故事，希望出国深造的故事。

        张老师非常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在送我出她办公室门的时候，告诉我耐心等待，他们会认真考虑我的情况。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我的小屋，但接下来的故事却非常简单，令我喜出望外。我后来得知，在我所在的部门老师们，特别是周老师与石老师两位的大力帮助下，我被告知：我可以通过单位公派的方式出国，前提是“学成以后”回来。于是，我按部就班地办妥了一切手续，于当年的金秋时节，踏出国门，开始了我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

        但我的公派护照之有效期只有两年，这一晃到了必须办理延长其有效期的时间。于是与大使馆无数次的电话与传真，甚至亲自跑去大使馆交涉等等，那种辛酸与无奈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都怀无限感触，不忍触及。好在，当我使用越洋电话，告知学校人事处的孙老师，以及外联处的华老师，办理护照延期时需要学校准备的一大堆单位证明材料时，就是这两位老师，为我的这些事情，数次跑学校所属的部委，与有关部门联系交涉，很快地将所需全部材料办妥，并分别用快件寄给我本人和相应的我国驻外使馆，又一次让我感到我们学校与老师给予的温暖。

        最初大半年留学时间，是我人生当中感到最为无助的一段日子，所在国语言一点不懂，主要的是与我指导老师S教授在沟通方面成了问题，S教授布置的论文研究方向，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于是，我将自己的困境，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了我在国内学校的石老师，希望得到一些他关于如何面对留学生活，以及如何与国外指导教授沟通方面的指导，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及时地收到了石老师的回信，并得到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与建议。

        于是，我与S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及我对其所布置论文研究方向的困惑，以及我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等等，同样非常幸运的是，S教授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并给予我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同意修改我的论文研究方向，并在我以后的博士论文工作中，就他所知，给我以极大的指导与帮助。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3月间，我们院系与我原留学研究所签订了一份关于科研与教育合作的备忘录，我代表我们院系，与来访的该所Y所长一起，在我们学校共同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我特别提请随团访问的，曾经任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K教授，首先安排我的指导老师S教授，进入当年度来访的三人教授名单，并给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们讲授一门讲座课程。期间，我陪同S教授散步在美丽的校园，谈及当年那过去的诸多往事，包括我向他言及修改论文方向的一幕，真有一种“往事并不如烟”的感慨。

        1996年底，经过学习上比较艰难的三年多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于是，在答应我的指导老师S教授，继续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半年的同时，开始与我原国内单位联系我回国工作的一些具体安排。时任我们院系副主任的周老师，为我具体联系并办理申请有关部委等的基金事宜，她亲自多次为我去跑相关部门；还有时任我们学校副校长的石老师，在电话及Email中，为我所提的一些要求，例如：安排我太太的工作问题、安排我回国后的生活住房与办公室问题等等，一件一件事情，亲自过问、联系与落实，使我感到非常地温暖。

        1997年夏，相别近4年之后，我与太太两人一起，乘上至北京的航班，回到了国内。由于我们携带的行李较多，经过北京机场海关时，受到了海关方面的特殊关照，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我们进行翻箱倒柜般的检查，加上当天的气温高达40度，于是心中便越发感到极度地沮丧，到了最后，我们所在的那个航班，就仅剩下了我与太太两人。终于，满身大汗且精神非常疲惫的我们，能够被允许推着被翻得非常凌乱的几个箱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机场海关的出口。

        不过，在海关出口，我们看到了石老师、胡老师与杨老师三位，仍然站在出关口外，一直等在那里，这是一幕我们至今想起仍感极度震撼与温馨的画面，尤其是经过北京机场海关那倍感无奈与屈辱的过程之后！

        转眼间，回国之后，我在这个学校又“呆”了十余年时间，中间又有许多事情，使我难忘。包括当我后来回到学校，一些不是石老师能够控制，甚至不是我们学校能够控制的原因，导致原先似乎已妥的我太太的工作安排，以及我们的生活住房安排，也一件一件地成了永远没有落实、没有任何下文、没有解决的问题。

        回国之后学校这十余年的时光，又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我所在学院，在2004年分离并重组另外一个独立学院之后，现在仍然发展为教员30余人，学生600余人的规模；在传统的亲和环境之外，通过众多年轻学人的加入，还使得我所在的这个学院充满着一种年轻与奋进的味道。

        谨以此一短文，献给我为之工作多年的学校，在她的某某周年校庆之际。（2008年3月定稿，2009年1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