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洺兄走好

魏东平

两天前得知田洺去世的消息，感觉到很震惊，虽然知道他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一直很不好。

说起来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到田洺。上一次的见面时间，是在2014年12月31日。

上世纪80年代末，我研究生毕业之后，便在研究生院（现国科大）地学部工作，住在了学校分配给我们的集体宿舍，是一个编号为12的筒子楼，2个人一间。

第二年，田洺兄也毕业留校，在自然辩证法学部工作。我们便都成为12号筒子楼的5层里，一群单身汉的邻居，一直到我出国学习，接近5年的光景。

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但田洺兄更老成一些。我们都共同经历过那个“疾风暴雨”的时代，期间及过后的大约两三年的时间，我和田洺兄，还有12楼5层的其他单身汉们，有着很多的时间，在一起喝酒、打牌、看球与聊天等，包括聊一些各自的专业见闻，国内外大事，但更多的是没有特定主题的神侃。

一般情况下，田洺话不太多，但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中气很足，尤其是情到极致处发出的爽朗的大笑，整层楼都会震动。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那一年的8月中旬，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以及随后的整个反转剧情等，曾在我们的12楼5层，激荡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面红耳赤地讨论、争吵，很多次甚至持续到深夜。

夏日酷暑时分，我们曾一起结伴，去校园后面的铁家坟，就是现在的玉海园小区附近，买上好多个西瓜，装在长裤的裤腿里，一腿一个，扎好裤脚架在自行车龙头的两边。有时候你便会看到这样的风景，一群打着赤膊、穿着短裤衩的年轻人，在赤日炎炎的玉泉路上，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

那几年我的个人生活，处于一个低谷的艰难年代，有物质层面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通过我的高中与大学同学对我物质层面上的关心与帮助等，最主要是与包括田洺兄在内一帮12楼的单身汉同事与朋友的朝夕相处，他们的善良、友情与担当，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与率真，当然也有我经常萦怀脑际的家庭重任，我终于没有从12楼的高层奋力一跃，尽管当时我有很多次这样的欲望与冲动。

97年回国之后，我们重新成为同事。第二年的年底时分，为了迎合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研究生院也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最初计划一个3人的文件起草班子，包括田洺与我，还有一位学校的负责同志。但我经过几天的思考与“挣扎”，考虑到一旦涉事其中，将会牵涉我大量时间而不能够自拔，而我那时候还存有不想专业之外分心过多时间与精力的心思，于是最终选择退出了这个写作班子。

但田洺兄选择留在了这个班子。当然这对他而言，实际上正是施展自己专业才干的大好时机，他也确实不负众望，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出了他的长处，尤其是他良好的文笔和敏捷的才思。

我在回国之后，已经得知我们12楼的弟兄们，有一位在留学美国时，已因疾病去世的消息。在12楼在京好友的此后某一次聚会中，说道此事时不记得什么缘由，我们还自相调侃，猜测谁将成为其后的下一位。当然，现在已经有答案了，是您田洺兄。

好像是2000年以前的某一年开始，我们仍然在京的12楼的，曾经的同事与朋友，开始相约，在每一年的12月31日晚上，大家一起聚一聚。

这一聚至今，年年如此，从未间断。最初只有一桌，大多数是单身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位娘子军；后来逐渐逐渐，发展到两桌，男女同胞各一桌；再后来发展到三桌，一桌上全是孩子。

因为田洺兄调离国科大的原因，这12月31日的聚会，便成为我与田洺兄相会、喝酒（茶）与神侃的主要场合，那事实上也是我们精神上最为放松的时刻。即使在这样的时候，田洺兄也经常展现出他深沉而又悲悯的人文情怀。我能明显地体会到他时刻关心社会底层人们喜怒哀乐的内心境界，甚至能够看到他在关心国事家情时偶尔表露出的“愤青”状态。

最近几年，随著孩子们的逐渐长大与独立，孩子们的那一桌渐渐地人气越来越淡。慢慢地，随着田洺兄您的离去，我也坚信，我们12楼每年的年终聚会，将会慢慢地，又从三桌、变成两桌、一桌，最终曲终人散。历史也将会翻开新的一页，让我们的孩子们，开始他们的一桌、两桌、三桌甚至四桌的征程。

田洺兄一路走好，我们活着的，仍然需要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