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的夏天，我对着博士报考表翻来覆去睡不着 —— 名额已满、学费拮据，连住宿都没半点眉目，前路像被岩层堵死，心里沉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学校地质系李老师拍着我肩膀说：“去成都找彭老师，他这人好得很。”

        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履历，我心里打鼓：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科技进步奖得主，这样的 “大拿”，怎会管我这个麻烦事？可电话接通后，那头洪亮的声音敲碎了我的慌：“来成都，我给你搭个住处，别愁。”

        攥着火车票赶到成都理工，晨光里的彭老师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手里捏着串钥匙，把其中一把铜钥匙塞给我：“办公室的折叠床你先住，不用花招待所的钱。” 那钥匙磨得光滑，带着他手心的温度，打开了十多平米的办公室，也打开了我读博的路。

        我在办公室安了营，白天听课，晚上啃文献时，彭老师常端着热茶进来。他讲 1937 年坐运粪船逃荒，讲 1956 年为找油考进地质学院，讲饥荒年代推着粪车浇菜的苦日子，洪亮的声音里满是不服输的劲儿。他翻出勘探笔记，字迹工整、页边画满标注：“搞地质就像找油气藏，得把地质和地球物理揉在一起，急不得。” 这话，成了我治学的钥匙。

         后来去油田做博士论文遇难题，赶回成都来到办公室门口，还是他用那把钥匙开门。看图纸到深夜，他指着一页说：“融进地球物理资料，当年克拉玛依的井位就是这么定的。” 手把手的指导，让我心里踏实得像有了靠山。想起那把钥匙，我就有了解决难题的底气。

        2001 年答辩结束，彭老师说：“以后到成都，随时来。” 此后每次去成都，必去看望他。黄老师总会端出好吃的饭菜，彭老师仍坐在书桌前翻地质图纸，80 大寿时他举着酒杯说：“你们是学校的新骨头”，86 岁听我做报告，全程坐第一排，结束后拍着我肩膀说 “我高兴”。

        去年 11 月，我受邀参加学校地球物理学院博士点评估会，会后第一时间去了彭老师家。他坐在沙发上，看见我立刻起身，腰杆笔直、声音洪亮。聊了一下午家常，他反复叮嘱 “身体健康第一位”。知道 12 月没法去参加他 90 大寿，这次见面也算提前送了祝福，握着他递来的热茶，暖得像当年接过钥匙时一样。

        今年 9 月，学校首届校友集体婚礼上，我在视频里看见 91 岁的彭老师穿着西装领誓：“如地质人勘岩层般懂彼此，如做科研般经营日子……” 同学说，他和黄老师当年结婚条件简陋，这次是补一场迟来的 “老龄婚礼”。视频里他俩牵手站在新人中间，笑容像成都秋阳，暖得人心里发颤。

        今年11 月下旬，成都理工 70 周年校史编纂研讨会的合影里，彭老师仍站在 C 位，腰杆像老松般笔直，戴着老花镜专注讨论，声音依旧洪亮。盯着照片，我突然懂了，他递来的那把铜钥匙，从来不止是办公室的门钥匙 —— 是我读博的钥匙，是通往石油勘探事业的钥匙，是成都理工校史精神的钥匙，也是他与黄老师半生风雨里爱情与岁月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