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问我27岁、孩子刚2岁时考研的“捷径”——其实哪有捷径，不过是赶上了定向培养的好政策，无需挤全国统考独木桥，凭单位推荐参加院校单独考试即可。回望1991年，粉笔灰与火车轰鸣交织的记忆，依旧清晰。

        开春微凉，办公楼下满是备考同事的身影，一位物理老师把翻毛的《英语词汇手册》钉在桌旁，备课间隙便抬头记诵。我日常泡实验室、改教案到深夜，见这股劲头，考研的念头悄然萌发。

        原以为申请手续繁琐，实则异常顺利。定向培养需单位认可，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均爽快审批，人事处盖章后签订协议：毕业后回校服务八年，未满调走需经济补偿。定向培养不转户口、不转人事关系，在读期间单位照发工资福利，学费、差旅费全报，仅要求好好学成归来。

        我选了在职单独命题考试，报考需两名副高职称专家推荐信。教研室主任主动执笔，还帮我联系另一位副教授补全材料。巧的是，那边导师的研究方向正与我的课题契合，算是意外之喜。

        我们几个备考老师挤上前往北京考点的绿皮火车，二十多小时硬座硌得慌，车轮“哐当”声中，没人敢睡。大家多是拖家带口，我也托付了两岁孩子给妻子和父母，只能把牵挂藏心底，或记公式、或背单词抓紧复习，同车厢油田技术员也在啃工作笔记，都深知这份机会来之不易。

        北京补课和考试扎实高效，老师们圈错题、讲公式、拆考题，油田技术员的实操提问让课堂更鲜活。我们从早学到晚，路灯下都有背书身影，心里只剩“别辜负机会”的执念。

        夏日，风扇嗡嗡作响时，录取通知书随成绩寄到。我攥着发烫的信封，油墨清香混着夏风，眼泪险些落下。后来得知，我们同去的大多考上了，入学后多数留校做论文，少数上完课回单位完成研究。

        如今懂了，当年的单独考试是高教改革的实践，贴合在职人员需求，既稳住人心又解决工学矛盾。那张准考证虽已遗失，但北京的粉笔灰、火车上的希望、通知书的温度，以及制度给普通人的上升机会，早已刻入心底，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