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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辅轶: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

已有 1604 次阅读 2023-4-22 18:31 |个人分类:圕人堂|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圕人堂文摘

图谋按:青年学者魏辅轶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的新作《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与具象之路:兼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该文说事拉理,妙趣横生,纵横捭阖,张弛有度。打比方的运用,举重若轻,炉火纯青,喜闻乐见。新时代理论研究者的新面貌、新作为、新贡献。圕人堂文摘特此予以摘编,期待引发进一步的关注与思考,助力其“科学普及”。

图谋摘编自:魏辅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与具象之路:兼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49(2):29-40.全文见:http://www.jlis.cn/jtlsc/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30203&flag=1.(原文12页,大约2.4万字。摘编版大约4千字。)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年第2期刊发青年学者魏辅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与具象之路:兼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该文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出发,梳理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发展中“面向过程”和“面向集合”的两条发展脉络,发现这两个过程都始于杜定友的“三要素”理论,并且在理论抽象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公理化趋势。进一步研究梳理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具象化的过程,并指出理论具象化的三种类型:回归式的具象、探寻边界式的具象和内生式的具象。中国图书馆学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实践化的方法以及不同理论在现实层面开展竞争的方法,未能在实际工作中找到现实的锚点是造成理论实践化困难的主要原因。相应地,提出理论具象化过程中与图书馆对接的四个锚点——“资源”“服务”“技术”和“需求”。当理论的具象可以紧紧锚定在这四个锚点之上,就形成了“用什么资源,采用何种方式服务,满足何种需求,由哪种技术实现”的逻辑问题,再通过观察和验证进而推动理论的实践化进程。最后,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突破提出了解决办法:重视高质量的理论具象化研究,在理论具象化中锚定四个锚点,重视读者需求的深入研究,培养更多的研究辅助者,以期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在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中,理论与实践脱节是困扰许多图书馆学者和图书馆从业者的一个难题。 到底是图书馆学理论本身抽象不够深刻,还是在理论具象化过程中图书馆工作不能很好地吸收利用这些理论,又或是图书馆学理论在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抽象与具象之间存在某种隔离,而这种隔离阻碍了图书馆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这些难题是困扰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理论问题。

    理论的抽象:无用之用不管是对具体工作的反思,探索因果,试图构造新的框架,抑或是对研究对象的解构,进而重新组配要素,理论研究都是一种冒险,是一场与现实生活的交互切磋。 研究者必须足够勇敢,才能倾其全力,从繁复多样的生活中努力探寻世界的本质,将某种精神的髓核抽离出来;研究者还必须足够敏感,才能意识到某一时刻的微不足道却是另一刻的不可或缺,在一次次转瞬即逝的现实情境中努力创造出那些“无用”的东西。理论抽象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之始;“面向过程”的图书馆学理论抽象;“面向集合”的图书馆学理论抽象。

    理论的具象:有用之用不同于理论的抽象,具象化并不是要填补某种意义的空白,而更像是一种哥伦布式的探索,它不断试探着理论大陆的边界,试图为理论划定疆域,并竭尽所能将旗帜插到更远的领域之中;或是一种向理论内涵深入探掘,并在理论的躯壳内发现构造理论更加稳定的锚点的“地心探险”,而具象之用在于建立起支撑理论灵魂的基石。理论的具象是理论实践化的必经之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具象化的类型(回归式的具象、探寻边界式的具象、内生式的具象)。

     无论是抽象的理论还是具象的理论,虽然逻辑基本自洽,但在实践中却令人无所适从,理论给出了一个完美框架,但却无法准确指导图书馆的实际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实践化的方法以及不同理论在现实层面开展竞争的方法。 换句话说,图书馆学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但由于缺少更加深入的具象过程,似乎理论的锚点还浮在表面的浅土层而并未深入到图书馆工作的岩石层。 如何解决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践化困难? 这就需要理解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这四个锚点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真正的解决之道。

       图书馆学理论要想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图书馆工作中找到基本的锚点。 这些锚点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保证形成场景的基本要素不变化;锚点也必须足够深刻,来涵盖尽可能多的应用场景。只有这样才能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隔阂,使图书馆学理论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可以使不同理论之间形成可以验证的竞争关系,从而不断地自然选择、淘汰、进化,创造出一个良性的理论演化的生态体系。

    资源:图书馆的天然属性。资源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一个锚点。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实体,依然无法游离于经济运行规律之外,也就是说图书馆依然具有经济属性。图书馆作为一种资源并不仅仅指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资源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集合,既包括图书馆物质资源、人力智力资源,也包括图书馆没有产权但也可以调配的部分社会资源。 作为资源就要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建立资源分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第二个锚点“服务”。   

      服务:一种资源的分配制度。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的资源属性息息相关。 图书馆服务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而对图书馆资源施加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图书馆所开展的服务就是一种对资源的分配工作。 只有制度化的资源分配机制,才能保证图书馆正常运转。

      技术:一个被误解的要素。在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技术是一个让图书馆学又爱又恨的要素。 技术天生就是用来解决效率问题的。 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好的产品或者服务和更低的读者成本都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优势。 很多技术最初的形态就是抽象的理论,在这些理论具象化之后,技术才从中脱胎而出,成为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锚点,并改良了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过程中的效率问题。 同时,技术也给图书馆学带来了诸多烦恼,究其原因是图书馆学研究者们过度看重这个客人华丽的衣着外表,而无法为其一身的才华找到应用的场景,于是崇拜者趋之若鹜,质疑者避之不及,误解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误解的消除靠的是理论具象化过程中技术的逐步融入,而不是生硬添加。       

      需求:资源、服务和技术的结合力。当资源、服务和技术三个锚点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图书馆学理论似乎马上就可以锁定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 但是这里缺少最后一个要素,就是需求,也就是图书馆进行这一系列资源配置的目的是什么。 因此,需求就成为理论能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需求一直是图书馆学理论抽象中低调的存在,也是理论具象化中的隐秘角落。 究其原因是需求既十分具体又难以琢磨。 需求是一种特定的要求,也需要用特定的事物来满足,因此需求难以被直接抽象;与此同时,需求很难被直接观察到,对需求的探索大多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如通过分析种种“痕迹”或者“询问”种种问题的方式来获取。 但需求是否明确却对图书馆实际的工作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理论具象化中对需求的锚定就是锁定一个可以复制的服务场景的最后一根锁链。需求成为了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最后一个锚点。当理论的具象可以紧紧锚定在这四个锚点之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用什么资源,采用何种方式服务,满足何种需求,由哪种技术实现”,那么这个逻辑问题就与一个可以复制的具体场景形成了映射关系,也就具备了重复观察和验证的条件。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不缺乏抽象的理论,虽然抽象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深层次的公理化程度,但是在抽象层面上,已经有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尝试。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高质量的具象化理论成果。

    首先,研究者热衷于提出自己新的理论,而忽视对原有理论的佐证工作。 一个理论的确立,不仅是提出者从无到有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后继者对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证明。 这些工作几乎占到一种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90%以上的内容。 不但需要后继者探索理论的边界,深挖理论的内涵,还需要做出假设和推论,利用不同的锚点锁定一个可以重复观测的应用场景,从而证明或者证伪一个假设,进而再对理论进行修补或者扬弃。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鲜有这样为原理论做出高质量具象化工作的学者,导致理论的传承性和连贯性正在逐步消失。

    其次,即便是存在一些具象化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也仅仅锚定了一个或者两个锚点,没有能完全锚定所有的锚点,也就无法锁定可以复制的应用场景,导致实践过程中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知识服务和阅读推广锚定了服务,却忽视了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技术呈现以及用户需求,而陷入无法大规模复制的困境;图书馆 2. 0 锚定了技术,但忽略了图书馆的资源基础,最终也走向没落;回归纸本的理论锚定了图书馆资源,但并未重视技术和读者的需求,前途困难重重。

    再次,在这四个锚点中,对需求的锚定最为重要,是理论具象化中特别需要攻克的难题。 锚定需求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中不能回避的一环,因为需求衔接了其余三个锚点,也是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意义所在。 而当前我国学者对需求的研究尤其是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不十分充分。 图书馆对自己的需求相对了解,许多面向馆员使用、满足馆员需求的技术服务都能较好地落地。 但当图书馆闷头向前、飞驰冲向智慧图书馆时,能否时不时回头看一下读者是否跟在身边? 不然当推开智慧大门的那一刻,我们将是多么孤单。

    最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进步不仅在于创新者对理论的抽象,更在于后继者对理论的具象工作。 这需要图书馆学教育培养更多的“辅助者”而非大量的“原创者”。 著书立说、扬名立万固然是学者的追求,但如果能与前人辅车相依,一生取辅弼之勋也同样值得敬佩。 图书馆学的理论教育中,需要渗透这种“辅助”的价值观念,图书馆学家不一定要做一个理论创造者。 当大多数的研究者能成为理论的辅助者和验证者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就走上了良性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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