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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西南联大历史通识课

【 作 者 】吴晗等

【 ISBN 】978-7-201-18861-4

【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1

笔记

  长沙临大是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的，仅过了三个多星期，长沙就遭受了日军的第一次空袭，已不太适合作为久居之地。1938年1月，长沙临大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通过贵州步行前往云南昆明的大部队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师生穿着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带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个。
  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1938年2月20日，正式离开长沙向云南出发。跋山涉水走了68天，1600多千米，于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
  在烽火硝烟中，师生跋涉1600多公里，成为西南联大最独特、壮观的开学仪式。不屈的意志和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情怀，创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西南联大诞生于民族存亡之关头，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虽仅8年多时间，但其以延续中华文脉为使命的“刚毅坚卓”，“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碑文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世界级的人才。
  不仅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绚烂篇章。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指对所有学生所普遍进行的共同文化教育，包括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陶冶，个性的熏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人皆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完备学生知识结构，让其“通”和“专”的教育互为成就，进步空间更大。

  中国大地上的远古人类，最早出现在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和西南地区。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四境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西北是高寒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面有广袤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于是自成完整的地理区域。
  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远古祖先基本上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史前文化。

  《周礼》的成书年代疑为战国，大致和《禹贡》的成书时代差不多，后者被当作夏禹所定，前者被当作周公所制。
  差别在于《周礼》中有幽、并二州，而《禹贡》有徐、梁二州。体例是分别叙述各州所在；列出本州“镇山”和川泽，又专列出一个“浸”，浸是有灌溉之利的水体，还列出本州特产、重要家畜和农作物。
  这些灌溉区所在，和其他文献记载以及后世水利发展的情况相符合。这是战国时对已发展的农田水利的简要总结，同时也反映了“大一统”思想在当时已经成形。

  交通不便，各地开化的先后不一。开化的人占领平原，自称华夏。华夏民族已进入铜器时代，仍有一部分落伍的人散居山林，只知使用石器。
  华夏人称他们为蛮夷戎狄。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
  群蛮和百濮居于楚之南。
  北戎、山戎分布在今河北和辽宁等地；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一带，后来被迫迁徙到今豫西。
  狄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在今陕西一带。赤狄分布在今晋东南一带。
  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区。据古书记载，戎狄多为“披发左衽”。

  从社会内部结构来看，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
  商王的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导致争夺王位的现象。
  武乙以后的诸王均为父死子继，传子制取代了传统的兄终弟及制，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周人所沿袭。

  殷商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殷王是诸侯之长，相当于联盟的盟主，但这个联盟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殷王的权力大小也视其实力而定。
  到了周朝，王权得到了强化，周王的地位及其控制天下的能力显著提高。周王又称“天子”，意即天帝之子，在周人看来，他秉承天意君临天下。基于这种认识，周王的地位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被视为天下的共主。
  西周是宗族统治的鼎盛时期，宗族体系十分发达，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大家族，通过分封制的形式建立起来，以宗法制作为维系的纽带。
  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诸侯国是由天子分封的，卿大夫的采邑则是由诸侯分封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和政治婚姻关系，既是亲戚又是君臣，自然就形成了下级贵族臣服上级贵族、全体贵族臣服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

  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
  贵者称氏，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庖丁、匠石、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只是通称。

  士族的生活由“礼”支配，不似庶民的只有“俗”。男女婚姻、生子女等，都有固定的礼法。

  宗教是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三代的宗教是天命神学宗教。
  三代时人们信鬼。《礼记·祭义》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魂（编者注：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但周人尊礼而尚施，奉（编者注：事）鬼敬神而远之，说明周人虽还没有摆脱迷信，但已经把眼光从天上下移到人间，人事日益受到重视。

  人与神不能直接交接，必须以各种有专门知识的教士为媒介。
  司祭礼的教士称宗祝，司卜筮的有卜官与筮人，这两种都是国家的宗教官。
  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后泛指巫师。虽然国家在祭祀、丧葬场合也用他们，但他们是一般民众与非常情势之下的唯一人神交流的中间人，天旱求雨、祈福禳灾少不了他们。

  在春秋这个转型期，王室衰败，诸侯国动荡，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私学开始兴起，这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同时，当时的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各国对内要求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对外要求生存、争霸权，各地的统治者、各种力量都在寻求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百家蜂起争鸣的社会根源。

  《周易》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
  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则是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各家学说虽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名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这形成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春秋时代是上等社会全体当兵，当兵是贵族的荣誉和权利。
  战国时代除了少数以三寸舌为生的文人外，是全体人民当兵。
  汉初在理论上仍行征兵制。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愿当兵，国家只得承认代役的半征兵制。即富人出钱给贫穷的人，让其代服兵役，即“践更”。将全部卫国的责任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的肩上。这不能不说是武备的衰退。此制汉初还能勉强实行，武帝以下就不得不另外募兵。

  春秋以上，“氏”是士族的标识，是权力的象征。平民只有姓，无氏；奴隶只有名，无姓无氏；只有贵族才有姓有氏。


  权力政治到战国渐渐破裂，到汉代完全消灭。所以“氏”失去当初的意义，因而无形中与“姓”混而为一，统称“姓”或“氏”。

  纵观汉朝，在阶级制度方面，在崇高无比的皇帝之前，士农工商、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都一样没有保障。
  这是此后两千年间的帝制本色，在西汉初还有人怀疑批评，为等级制度辩护，为贵族精神的消亡而惋惜。
  《汉书·贾谊传》中说，古时贵族有天子、公卿、大夫、士，与庶人相比，他们是尊贵的，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即使有过错，天子可以罢免，可以赐死，绝不会束缚受刑，遭到小吏的谩骂。而到了汉代，周勃因人诬告而下狱，受到狱卒的污辱，贾谊曾以此事讽谏皇帝，认为是古来未有。

  汉武帝通西域以牵制匈奴。西域组织散漫，牢笼征服并非难事。匈奴问题已经缓和之后，西域本身仍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已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孔道。
  新辟的西北四郡就是孔道的始发点，此后两千年间中国即或有时不能维持西域的势力，这个孔道的始发点非万不得已时总是不肯放弃。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上。
  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到东汉时立于学官的虽然仍只有今文，但从此以后经学就有今文与古文、神秘的与历史的，两个并行的潮流，并且古文的势力渐渐有压倒今文的趋势。

  天下骚动的时代，财政一定混乱不堪，吏治也必因而破坏，甚至由正路做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在种种积因的推动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见得能挽回颓局。当时偏逢一些低能的皇帝，天下大势于是一去不可收拾。

  大乱之后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纵地方。这最少是晋又行“封建”制的一个原因。但封建并不足以挽回颓局，反而促进崩乱的来临。
  社会的萎靡与政治的腐败同时并进。有能力的人都采取及时行乐主义而癫狂般地享用。内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杂居中国边地甚至内地的夷狄就乘机喧宾夺主，人民的颠沛流离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少数的明眼人，在晋武帝的盛期他们已知自己是处在衰乱的末世，但他们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发生效力。
  一般的人似乎都抱着一种“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宗旨度日；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论上可行的办法都无济于事。

  陶渊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真”与“自然”。这两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魏晋风流名士们所汲汲追求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
  他们走向的只是反面，即“佯”与“狂”。陶渊明不像他们那样放诞和极端，他虽有孤傲的性情，但更多一分理性的节制。

  开化的富裕地带对于游牧民族有不可抵御的诱惑。除非有能力把他们完全歼灭或驱逐到绝远的地方，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终究要冲破文明区域的壁垒。
  任何异族的完全歼灭，在漫无涯际的沙漠旷野中全谈不到。中国因此感到只有容他们进到边地居住，给他们一种享受文明社会生活的机会，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减少他们不断扰边的麻烦。
  但中国既把夷狄迁近内地，却无通盘的计划，一任地方官摆布。。地方官对他们不知牢笼，往往欺压掳掠，不只时常引起叛乱，并且使他们对中国发生恶感，时刻怨恨，因而阻止了他们华化的趋向。
  建都洛阳无论本意如何，结果等于向夷狄表示退缩，把西北与正北的国防要地拱手让人。明朝永乐皇帝为防备蒙古南侵，将国都迁到离蒙古人比较近的北京，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建都长安不见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内侵，但建都洛阳的确给外族一个内侵的莫大便利。
  根本讲来，五胡乱华还是由于政治瓦解、民气消沉的严重内因。

  除历史的时机成熟之外，唐太宗个人可说是唐所以为唐的主要原因。他是文武全才的人物，性情仁恕，肯行仁恕的政策，并且对各种人才都善于笼络任用。所以后世的人把“贞观之治”理想化，并非无因。

  藩镇是后来唐室灭亡的主因之一。黄巢起义虽使唐朝奄奄一息，但并未就此崩塌，最终给唐朝以致命一击的，是藩镇。

  宋代科举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归根结底，在于选拔听话之官吏，这与后世所诟病的明朝八股取士没有多大区别。法制不良，犹可改善；人才缺乏，最无希望。这至少也是宋代对内对外始终无办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宋代各方面的积弱之下，妇女缠足的风气也渐渐普遍。缠足除对身体的戕害之外，在心理方面也代表一种变态的审美观。
  男子既不能当兵，又不成人才，女子又故意地加以摧残，整个的民族不知不觉间都进入麻木昏睡的状态。

  科举制度到明代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士子大半只知读国家颁行的程朱课本，尤下的甚至只知背诵程文墨卷。程朱理学被设为官学，考生唯马首是瞻，学术争鸣的风气完全荡尽。
  文章的形式是“八股”，即使用八个对偶句来写。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科举与八股严重束缚了思想，从此人才的来源几乎完全堵塞，政治文化的发展也陷于绝境。
  明初对文人尤其对功臣的极量屠戮更是千古未有的惨案。


  八股文已使人才难以产生，国家对一些或真或假的人才与他们的家族又想尽方法去摧残或屠杀，这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自杀行动。

  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西南夷虽在战国时代就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秦汉以下在政治上也大致属于中国，但直到明朝始终没有完全汉化。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土归流的政策推行成功，是外族的清朝对中国的一个大贡献。这与明代闽粤人发展成熟，是民族史上同样的大事。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循保守，闭关锁国，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使中国贻误了走向世界的机遇，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
  晚清时，自秦汉以下所建起的中国文化独尊观念仍为士大夫阶层所深信，同时一般国人甚至多数的士大夫实际却非常幼稚，对外人不能了解，专会捏造轻信种种的妖语浮言。
  一个既傲慢又幼稚的民族绝不能对付一个政治与文化都正旺盛的西洋，各种既滑稽又悲惨的冲突很自然地继续发生。
  中国政治上的无作为由宋以下的屡次失败与亡国早可看出，文化上的弱点从此也日益明显。
  明末清初的葡萄牙人、荷兰人与传教士不过是西洋势力的前哨，到清末西洋各国大规模向中国冲入的时候，中国无论朝廷或士大夫或一般人民都手足无措，两千年来所种下的业缘至此要收获必然的苦果。

  英法联军以后，中国对外没有再受严重的挫折，以为大势已无问题。一直到甲午战争，被素来所轻视的日本打败，在羞愤之下才知道自己实在衰弱不堪，非设法振作不可。
  第一批留学生虽然派出得很早，但最大规模的官费留学还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后的事。
  庚子以后不能说清廷一事未做。但所做的事都嫌太晚，并且缺乏诚意，终致大清的政权被推翻；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支持中国两千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千五百年来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也都由清帝退位时轻描淡写的一纸公文宣告结束。
  积弱不堪的民族文化从此要在新旧的指针一并缺乏之下盲目地改换方向，乱寻方向；前途茫茫，一切都在不可知的定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