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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遇到讲同一主题,也是各讲各的,互不相让。比如胡适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一个疑古,一个释古,学术相左,闻名于世。不信权威、持疑兼听以获真理,成为弥漫校园的良好风气,并由此创下了学术和教育的奇迹。
西南联大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其中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
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
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
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
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
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
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
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
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
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思。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
社会国家的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都是渐渐变成的。如今要改良社会国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夫所能办到的,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易:万物变化,既然都从极简易的原起渐渐变出来,若能知道那简易的远因,便可以推知后来那些复杂的后果,所以《易·系辞传》说:德行恒易以知险,……德行恒简以知阻。因为如此,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所以能“温故而知新”。
象:那种种开阖往来变化的“现象”,到了人的心目中,便成“意象”。这种种“意象”,有了有形体的仿本,便成种种“器”。制而用之,便成种种“法”(法是模范标准)。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便成种种“事业”。到了“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的地位,便成神功妙用了。
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象”但可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之”是趋向,卦辞爻辞都是表示一卦或一爻的趋向如何,或吉或凶,或亨或否,叫人见了便知趋吉避凶。
孔子研究那时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这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
《春秋》的三种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都是孔子实行“正名”“正辞”的方法。
这种学说,初看去觉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上,有绝大的影响。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
“忠恕”虽不完全属于人生哲学,却也可算得是孔门人生哲学的根本方法。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尾。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冯友兰
玄学之玄,远也。远者,远实际也。实际者,或务或物。远务则出世也;远物则重宇宙本体,讲形上学。——汤用彤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冯友兰
自董仲舒以后,即在所谓经学时代中。在此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
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此西来之新事物,其初中国人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此绝新之酒,装于旧瓶之内。
历史上时代之改变,不能划定于某日某时。前时代之结束,与后时代之开始,常相交互错。在前时代将结束之时,后时代之主流,即已发现。
故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已在经学时代方结束之时开始。不过此新时代之思想家,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故此新时代之中国哲学史,尚在创造之中;而写的中国哲学史,亦只可暂以经学时代之结束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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