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的一天，李荫远先生告诉我，他要写最后一篇博文，谈谈教育收费。他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抗战期间上大学是不交学费的，听说解放后一段时间也不交，不知谁开的头。我很想有机会写最后一篇博文，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资料不够。这对教育影响大，网络上有人提三座大山：教育收费、住房、就业。就是抗战前交学费也没有听说有人交不起，而且不交学费也照样可以听课，沈从文就是这样听课的，没有毕业证一样可以是学者。”

我问他，为什么是最后一篇博文？他答：“尽管我写得很委婉，还是有人骂我，说我讨了巧还卖乖。不写也罢。”

几年来，过段时间就去看看李先生的博客，总没有等到他就教育这个话题的“最后一课”，今天出差回来看到的竟然是他的讣告！

认识李先生有30多年了。1985年我以叶企孙先生生平为题，要完成一篇硕士论文。钱临照先生介绍我拜访了一大批与叶先生熟稔的物理学家，其中也包括李先生。后来李先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开始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渐渐了解了李先生的家国情怀和学人风骨后，我才明白，他是透过科学家传记这个小窗口，关注科学家的历史责任、社会道德，并尽己所能，弘扬正义，弘扬中国学者的社会价值观。

李先生2012年在科学网发过一篇博文：《关于科学人的传记》，他写道：“去年我收到过几本名人传记，其中有一本对传主的学术成就写得如实，对其个性和在‘文革’中受的苦难以及1980年以后的成就均颇为详尽。我认为这书反映了一个时代和一类人的共同遭遇，有史料的价值。另一本则其传主是一位我熟悉的前辈数学家（五十年代被聘为学部委员，早已辞世）。著者详述其学术成就和其社会地位（系主任、大学校长、人大代表等），而对其私德上的不美之处，一字不提。被略去的不过是抗战时期不算稀有的，原配夫人万里寻夫被抗战夫人拒之门外的事件。其事虽有损于传主的令名，但也是时代的悲剧；作者不妨提到为止，不予评说即可。由于掩盖过多，此书读起来自然会让人觉得其前后有不少的漏洞。”李先生说的两本传记都是我当时负责的部门出版的，被他称作“有史料的价值”的是《陆元九传》，另一本是《柯召传》，李先生博文中还有一段严厉批评出版社编辑的话，令我汗颜，在此就不引用了。

看到李先生的博文后，我专门去了他位于海淀黄庄801楼的家拜访他，接受批评。另外，科学家传记是我研习的一个方向，我趁机就传记的写作请教李先生，他有如下见解：

     1.写传记必须写出历史背景，否则毫无意义；

     2.传记不能拔高，不能把历史写成官书；

     3.传记要写小事，小事能看到人的精神，全部写功成名就就没有传记的味道了。

这三点堪为传记写作之圭臬。

听李荫远先生谈传记（2012年7月11日，李荫远寓所）

方老师去世前一年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指钱临照）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方老师过早地在异国他乡逝世，令人唏嘘！还好，他竟然完成了自传！

李先生本人不想留下自传，也绝不授权他人去写。我追问为什么，他答曰：我很平凡，一生很顺利，又不是右派，没有什么可写的。但他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应该出版严济慈、钱临照、杨承宗传。他还追我，为什么硕士论文做好了没有出版叶企孙传？又责问我为什么不写钱临照传（钱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今天，叶企孙、严济慈、杨承宗都有了传记，钱临照的传记还是付诸阙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行笔至此，尤感惭愧，因为，今天是钱临照先生110周年冥诞纪念日（钱先生诞生于1906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九），不过，钱先生的传记今后还是要写的！形式可以多样，独著或师兄弟合著均是选项。今天没有写出钱先生110周年冥诞纪念文章，就发此愿以为纪念吧，也希望能以此告慰李先生！

李先生的学术成就科学网已有介绍，在此就不赘述，仅谈点他的新诗见解。李先生师出名门，在西南联大曾与杨振宁、黄昆等随吴有训、吴大猷、王竹溪学物理，后来成为中国固体物理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些事知道的人多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文学造诣！他在文学方面深得何其芳、闻一多教益，对诗歌颇有研究。1995年以后他辞去《物理学报》执行主编职务，渐渐淡出物理学研究，转入诗歌和社会问题思考。他博览新诗，一册《当代新诗读本》堪称惊世骇俗，他服膺“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念，看重反映世势坎坷的篇章，他反对古诗的晦涩，反对现代、后现代诗在文字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脱离实际。秉持此论，则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数庞大的新诗,能入他法眼的就为数寥寥了。

老一辈物理学家中，颇有一些人青睐杜甫，如叶企孙、钱临照等等，在古诗中，李先生也推崇杜诗。想来，他们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颇为契合。李先生甚至请了他的老乡、川籍著名书法家余兴公为他写了杜甫诗联挂在书房：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分明的个性！

      李先生在新诗写作上秉持“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念，最重反映世势坎坷的篇章，由此也容易理解他对人物传记传主的选择标准。李先生一生不为应景之作，他为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奉献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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