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多个学术活动中，我开始思考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与工匠精神（craftsmanship）的辩证关系。以下是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感想。

如果以比尔·盖茨作为创业家的典型，用E代表，张益唐为工匠的典型，用C代表，那么我认识的每个统计学家都介于两者之间。我认为目前的自己是0.7C+0.3E，2006-14年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正教授时大约是0.85C+0.15E。

当我和一个博士生坐在我的办公室，一次又一次，一个公式接一个地修改定理的结论和证明，检查计算程序的每一步找出数值结果与理论不符的原因，当我反复修改电子教案，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与考卷，做的这些事是C;而当我与学术同行深入交流以了解有重要价值的新问题，选择优秀的合作伙伴一起申请课题经费，了解企业的数据分析需求并提供帮助，规划博士生的联合培养，实习等等，做的就是E了。

每个社会都既需要E，也需要C，甚至更多地需要C。比如芯片不是有企业家砸钱就能砸出来的，而是由耐得住寂寞，有极强的自制力，专注力，心灵手巧的熟练技工亲手制作出来的。如果有大批的中国青年像许多德国同龄人一样乐于做优秀的工匠，而不是人人都梦想成为中国首富，何愁中国制造不领先世界？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不提“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了，大学生也不再效仿纯学者如陈景润，更不屑于做铁人王进喜，掏粪工时传祥，售货员张秉贵等干一行爱一行的“普通人”了。倒是在美国的张益唐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工匠;西方得以保持芯片的领先地位，靠的是成千上万从没上过电视访谈的熟练工匠们，不是靠在中国有无数粉丝的盖茨，扎克伯格。

我相信中国政府会下决心鼓励多数人努力做优秀的工匠，并且保证好工匠享受到好的物质回报。中国需要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不要让实干的工匠们吃亏，人才精华都被虚拟经济吸干了。其实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比如很多学电子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在本专业发展，而是转而进入金融，保险精算等来钱容易的职业，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