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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红灯记》的故事是围绕着保护一个“密电码”讲述的,但是多数人看到是其对英雄人物的赞颂,而不知不觉已经将“密电码”遗忘了。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冯长根眼中,当前中国许多文章将研究重点放在“科技期刊在新形势下如何信息化、网络化”的问题上,而忘了中国科技期刊更严峻的挑战在于“质量低下”和“影响力低下”。这相当于丢失了科技期刊内在发展规律的“密电码”。
《科学新闻》:请您谈谈中国科技期刊的整体状况。
冯长根:我对中国科技期刊的整体状况有4个字的评价:不尽人意。而且是非常不尽人意。
这与科技期刊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背景,以及更早的历史有关。目前,我国有科技期刊5300多种,其中中国科协及全国学会主办期刊960余种,加上各地科协及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共达2195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中国科技期刊逐渐丧失了对学术论文的选择性和淘汰性,成为单纯发文章的“园地”,而不是优秀科研成果和人才的“竞技场”。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真正问题是缺乏一个国家战略。另外,主流媒体对科研成就的报道从来没有与中国的科技期刊挂上钩,同时,我们对期刊方面专家的培养并不重视,期刊没有实践性掌门人。科技期刊编辑部也没有对于学科发展的研究功能。
《科学新闻》:怎样的历史条件让科技期刊的发展遇到阻碍?
冯长根:中国的科技期刊其实不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产物,是一种符合西方文化的行为。中国人不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公之于众,但是近代科技期刊发展以及科技界的交流需求要求我们把自己科研获得的成果公之于众。这始终是一种矛盾。
中国的科技期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死亡”了十年。“复活”的时候目标非常低级。相当多的人是出于义愤要求恢复期刊,但没有来得及思考究竟该怎么办。在还没有对期刊发展的目标进行深刻理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实用的目标,即为科研人员新建立的职称制度服务。这时,期刊充当了一种实用工具。
紧接着实行的学位制度又使期刊充当了学生的实用工具,因为学生要毕业必须发表文章。现在30年过去了,这方面的功能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期刊的选择性、淘汰性等重要功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不尽人意。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思考科技期刊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实际上关心期刊创办规律及如何提高优秀论文比例、扩大期刊影响的人不多。我们需要一批像搞航空母舰一样的人搞期刊。
《科学新闻》:中国科技期刊为什么逐渐丧失了选择性和淘汰性?
冯长根:中国的科技期刊在为“福利”(评奖、晋升职称、学生毕业)服务。
这种局面有利有弊。历史的状况使得期刊与单位荣誉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支撑了一些单位的成长。另一方面,也使得期刊成了这些单位的工具。尽管我们的科学家认为办期刊是天下为公,但几乎所有期刊发展中的问题的决策权都在其所属单位,所以办刊人听从其所在单位的意见,而不是听从科技界的。
科技界淡出了期刊的发展,那么期刊的发展可想而知。目前我们期刊的发展状态类似于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即刊物属于各个单位。虽然办刊人都希望最好、最有名的科学家成为自己的编委或主编,但在“单位拍板体制”下他们发挥的作用有限。这是一种“诸侯割据”思想的产物。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战略思想。
《科学新闻》:您认为中国科技期刊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冯长根:中国科技期刊存在的真正问题是缺乏一个战略,也就是大国的科技期刊战略。
回顾我们制定的所有顶尖的科学研究计划,都鲜少提及科技期刊的发展。没有一个重大规划是与科技期刊相关的。我们应该呼吁,要有期刊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国梦应该含有期刊梦。我在《科技导报》工作的时候,一直说要把它办成《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刊物。但有人说,你别想了,肯定做不到。但是我想“梦”一下总是可以的。如果国家把期刊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那么实现我们的期刊梦不会很难。如果仅仅是个人的梦想,那就很困难了。
《科学新闻》:您如何看待中国科技期刊与国外的差距?
冯长根:我们期刊遇到的情况非常严峻。在国际范围内,如果打个比方,中国的期刊就好比《三毛流浪记》中,三四十年代三毛拉着的洋车,而却在与电车、小汽车、甚至是飞机比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很多人不愿在中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选择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增加国际交流。
最近十多年我一直在努力思考我国的期刊发展。似乎感到期刊的发展就像是篮球运动最初进入中国一样:许多人出主意,十几个人争一个篮球,还不如每个人都发一个篮球。每个单位都想办一个期刊,这就是现状。但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文章本身没写好这个原因就会关心的越来越少,而科技期刊的文章质量也就始终无法改善。
在科技期刊国际化方面,我们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一是期刊的导向问题。由于受非学术性评价体系的主导,职称、学位、评奖制度深深影响着科技期刊的质量和走向,科技期刊的体制和制度安排不完善。
二是期刊的影响力问题。我国虽然是科技论文生产大国,但科技期刊的历史不长、声誉不高,对全球高水平研究论文的吸引力不够,期刊的全球性运营受到制约。
三是期刊的出版语言问题。目前国际优秀科技期刊的出版语言基本被英语语种所垄断,中文科技期刊如果不在市场和质量上显示出中国的独特优势将很难取得大的突破。这些现实既是我国科技期刊的特点,也是我国科技期刊走向国际需要破解的难题。
《自然》、《科学》、《柳叶刀》这些期刊的影响力很大,再加上网络迅猛发展,使人们的注意点从应该考虑期刊本身的质量转移到了应该更快地进入网络化。人们把网络化看成是中国期刊的出路。但实际上,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改变中国科技期刊主流宗旨不是为科学技术发展服务,而是为职称服务、为学生毕业服务的现状。《自然》的一位副总裁曾说:“中国要有《自然》这样的学术期刊,50年也出不来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信心。中国的期刊梦之一就是要办出一批期刊的“航空母舰”。
《科学新闻》:科技期刊茁壮成长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冯长根:期刊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期刊的表层问题是缺钱,实际是结构性的问题,一生下来就是发育不正常的孩子。在快速的科技发展中,我们并没有给他正常发育的机会。
期刊问题也不是语言的问题。每一个科学家都有论文梦,但没有期刊梦。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上,但是我们不太关心期刊有什么“感受”,缺少什么。很多中央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在报道重大的科研成就时告知来源是中国科技期刊。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期刊从来就没有机会与主流媒体挂上钩。但是中央媒体总是把重要的科研成就与《自然》、《科学》等国外期刊的刊发挂钩,等于将殊荣给了外国。中国媒体看不到中国自己科技期刊的报道内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中国的科技期刊如果想发展,必须有期刊发展的国家战略;主流媒体要看得起我们的期刊;需要科学家有期刊梦;要关心期刊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些就是当前中国科技期刊茁壮成长的解决之道。
《科学新闻》:您认为科技期刊如今遇到的发展瓶颈是什么?
冯长根:科技期刊在中国走向科技大国的进程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期刊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期刊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与东方文化结合会有矛盾,我们看到了期刊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同时发现我们并不够了解它。新闻出版总署对期刊管理是行政管理,制定科技期刊的发展规划可能还需要科学家的协助。如果顶尖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了科技期刊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若干年后就不会是这个局面。
《科学新闻》:如何推进科技期刊的创新?
冯长根:科技期刊的生命力在于科技发展的需要,这方面要有新局面。又比如,大部分编辑人员是科技发展趋势的局外人,办刊人并没有掌握科技发展的动态,这就使得我们的科技期刊在低质量和低水平点徘徊。期刊是否办得好与是否了解这个趋势直接相关。
所以,我们科技期刊编辑部没有研究功能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是说要搞一个研究所,而是要参与或了解科研的过程,要对专家的研究内容有强烈的兴趣,期刊内部要有参与科技发展动向的功能。■
冯长根,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常委会继续教育专委会主任、中国科协常委会学术与学会工作专委会副主任。《科技导报》主编,《安全与环境学报》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理事会副理事长。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3年第4期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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