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能否支撑起创新的思想屋顶
1李侠  2田锋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摘  要：对于创新理解的狭窄化，导致公众视野中的创新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创新稀缺印象以及管窥心态的出现，这种状况进一步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潜力发挥。为此，中国当前的创新必须回归到原初的理念，即：广义创新。而广义创新的实现需要人们头脑内的研究纲领实现转型，而进步的研究纲领需要“宽内容”的科学文化来支撑，基于此，创新才能在“宽”科学文化的范式下源源不断地产生。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关键词：科学文化；创新；管窥心态；研究纲领；转换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关切热点，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关切热点就是创新。这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现象。上至国家政策，下到街谈巷议，“创新”一词已成为全社会具有最大认同交集的概念。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举国上下都在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创新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在这种知行分裂中，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整体经济运行下滑趋势已经无可逆转的今天，出路选择的共识又都聚焦在创新上。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知”指导“行”。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上，问题出在“知”的环节上。至此，探究创新的文化支撑就成为破解当下困境的一种必要的思想梳理。因此，本文力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创新稀缺与管窥心态对认识的影响；其二，科学文化能否激活创新精神。
一 创新稀缺与管窥心态的形成及影响
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创新大多是狭义的创新，一般情况下多指某项技术发明、创造以及科学发现等，如果把创新仅仅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客观地说，科技界的表现与公众的期望相差甚远。但这种认知落差需要客观地分析：首先，当下中国的创新能力与水平是几千年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时期，虽然我国科技的发展时刻没有停止追赶的脚步，但是由于科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中国人全面接触西方科学知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历史欠债太多，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成为科技的领导者，仍然只能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其次，公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科技进步的速度，这个速度差被不加分析地固化；第三，在信息化时代，通过互联网可以便捷地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这种落差对于公众来说造成的印象非常直观。这些因素整合起来，由此形成了社会与公众对科技发展做出不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种不公正的评判往往会在双方之间造成理解的障碍以及认同的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种认知定势一旦固化下来，我们就会出现一种特定的心态：稀缺心态，即由原始重大创新持续稀少引发的不满心态，这就是创新稀缺状态。而这种心态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在做决策时下意识地呈现出管窥心智模式。这种认知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挤占人们的认知带宽，从而无暇顾及其他，因此后果十分严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塞德希尔所指出的那样：“稀缺会俘获我们的注意力，并带来一点点好处：我们能够在应对迫切需要时，做得更好。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损失更大：我们会忽视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不再那么有效。”【1】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认知上的稀缺进一步加剧认知评判的退化状态，我们应该跳出既有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重新审视创新问题，这也是一条解决全社会的认知带宽问题的路径。其实，整个社会的认知从一开始就缩减了创新的外延，这才导致了我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偏差。不妨回过头来看看，创新提出者熊彼特关于创新的最初界定，他认为创新包括五个方面内涵，即：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与组织创新。而当下中国社会所理解的创新范围大多停留在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层面，而恰恰是这两者与科技本身息息相关，其他三种形式的创新却与科技没有直接关联。自然而然，人们把批评的目光锁定在科技上，这样就不加区分地把创新乏力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科技。最近经合组织（OECD）推出的《奥斯陆手册》中明确地提出创新的新分类，即：技术性创新与非技术性创新。而非技术性创新包括市场创新、金融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后者才是当代最主要的创新形式。退一步讲，即便按照熊彼特最初的创新构成标准来看，我们对创新的理解从最开始处就存在偏颇。基于此，客观地说，科技对于整体创新乏力只应承担部分责任。因此，即便科技表现欠佳也不应该对创新乏力负全责，充其量负有重要责任。因而，找出另外的隐而不显的责任者恰恰是当下全面激活创新的必要准备工作。
在找出匿名责任者的旅途中，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国人对于科技的稀缺心态？其实，整部近代世界史都在演绎着科技变革社会的宏达叙事，可惜在这幕伟大的剧作中很少有中国人的声音与形象，而对于近代中国人遭遇科学的经历而言，这次变革是伴随着深深的屈辱与伤痛走进了近代世界的舞台。洋务运动时期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政策硬核，在此基础上沿着“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社会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径前行，并辅以实用主义的理念来从事科技实践。中日甲午海战的结果，直接宣判洋务运动的改革失败，此败非船不坚炮不利，而在于维系改革的体制出了问题。此后，民国初年则奉行“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举的纲领，这可以看作是国人对于科技发展纲领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纵观从1860--1950年的90年间，我们初步接受了科技发展的二维发展环境模型，即：从单纯的“科学”之维到“科学与民主”二维共举的发展结构模型，这是一次伟大的认识上的进步。建国后，我们的政策又回到了一维状态：以意识形态禁区的名义，提倡单纯科学（文革期间更是蒙昧主义盛行，不要科学）。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开始以谨小慎微的方式重新进入1.5维的状态，即：既要有科学，还要有适当宽松的科技发展环境（1978年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现在的问题是这1.5维的环境模型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而言是足够的吗？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指出：“十九世纪科学的崛起，成为合理知识产品的主要形式，这体现了时代思潮的转型。事实战胜了价值。也就是说，宣称知识产品系由某人的价值观有意识地指引并且应该有意识的地受指引这一说法是很不合理的。客观知识可能具有了现代性，学者应该像政府官员那样公平公正。”【2】沃勒斯坦敏锐地意识到知识在当代的一种深刻内在变化：其一，知识本身具有内在的客观性，并不受各种外在价值观的影响；其二，知识的生产者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他们具有独立人格与平等自由的权利。前者容易出现争议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否也具有内在客观性。这点需要简单论证方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所针对的对象是人（类）与社会，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在生理学上几乎毫无差异，对于构成人格的动机（需求）也几近相同，那么基于共同人性所得出的知识，当然是客观的。这里还需进一步强调，客观的并不等同于科学的。所谓的客观，只是尽量排除各种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对于判断的影响，这类似于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的要义所在，即通过技术悬置各种影响判断的因素，基于此才能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另外，心理学家皮亚杰也一再通过对人类认知的研究提示我们：客观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是客观的。那些肆意否定此结论的言说大多包藏私心，先天地具有潜在的风险。对国人而言，此类教训多是惨痛的。试想，美国好莱坞大片之所以能穿越各种不同的文化藩篱，征服世界并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其所依据的不就是人文、社科知识的客观性吗？因此，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都是客观的，也都是具有普适性的。
之所以强调知识的生产者必须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因为政治权利的平等符合知识生产的内在本性要求，否则是断然没有真正的知识可以存活的空间。换言之，如果政治权利不平等，知识的客观性就无从得到保证，这也是破解权力胁迫真理联姻的有力举措。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如果科学成为一个封闭圈子中的专家所独有的财产，那么一个开放社会（这个社会建立在不仅宽容而且尊重异己之见的思想基础之上）与民主（它是致力于维护开放社会的政府形式）就不能繁荣。”【3】对此，中国社会有过数不清的惨痛经验和教训，翻翻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到屡屡出现的知识败于权力的闹剧，个别权力的肆意妄为，导致全体国民被迫承担这些荒唐决策带来的后果与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权力没有被有效制约，那么科学就没有自由生长的机会。权力和真理哪个大就成为横亘在世人面前的无解问题。德国哲学家布莱希特认为：“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不难想象，在以权力唯马首是瞻的氛围下，知识将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如果知识沦落为权力的婢女，那么知识的产出率也将是极低的。遍观世界，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凡是民主机制贫乏的地方，知识的生产也将处于极低水平甚至萎靡不振；与此相反，知识产出率比较高的地方大多是民主机制比较健全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民主机制是保证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于科学的认识所经历的曲折历程彻底型塑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一种被阉割的科学，再配合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杂文化的熏陶，公众基本上仅认可了科学的实用价值，而却很少去思考科学的精神价值，由此促成了对于科学发展的过于简单化和实用化的认识。客观地说，科学在中国的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轮回中：我们在认识与理念上的进步实在不多。由此，自然而然就会引申出导致创新成果匮乏的那个匿名的责任者：制度。所以，当下亟需清理的一个隐而不显的老问题就是：科学发展是需要一维环境，还是二维环境？或者更多维的环境？而至于当下的1.5维的科学发展环境是否是充分的？如果我们并没有真正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中国的科学事业仍将背负更多额外的压力与负担，这些压力将进一步阻碍科技的发展，国人对于科技的稀缺状态与管窥心态就无法破解。为了破除稀缺心态，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创新的发展需要哪些因素支撑？其二，科学文化在创新中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众所周知，“知识并不是在缺乏社会联系的真空中被创造、培育和传播的，而在本质上与特殊的、适当的社会资本相联系，它必须与新组织形式的出现相联系。”【4】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这几年一直在构建与完善支撑创新的五种要素框架模型，即任何创新的实现都需要五项基础支撑条件，它们分别是：“制度基础支撑条件、经济基础支撑条件、人力基础支撑条件、文化基础支撑条件与舆论基础支撑条件。只有当这五种要素存在并且要素之间发生耦合作用时，才能催生创新。”【5】其中前三项基础支撑条件可以被称作“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后两项基础支撑条件被称作“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要想实现创新至少要具备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与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这是实现创新所需的最低基本配置要求，否则创新活动是无法实现的。这个框架模型直接解释了为何有些地区一直在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创新表现却乏善可陈的深层原因。这也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快捷的创新能力测评与诊断的方法，对于本文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即科学文化在创新中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问题。
二 用科学文化激活创新精神
如果说创新是一种观念在社会基础条件支撑的帮助下得以现实的过程，那么，创新的实质就在于先有观念，然后再补齐实现观念所需要的物质性的基础支撑条件，最后创新就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物质性的基础支撑条件已经基本满足创新的要求，现在面临的难题是缺少新观念与新想法。就中国而言，自2013年以来，用于研发的R&D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全时当量科研人员的总量也位列世界第一，从这些基础性支撑条件来看，我们的准备已经达标，但为什么我们的创新仍然乏力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理念是最为重要的创新构成要素，也是各种创新活动的种子与源头。那么，创新理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就是科学文化存在的价值所在。
按照科学哲学的经典说法，进步的研究纲领能发现新问题并会产生超量的经验内容。相反，退化的研究纲领则很少能主动地发现新问题，只能事后说明，新内容的产生率严重偏低。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头脑中接受一定的研究纲领，并以此作为我们解决问题时的一种手段。这也就为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头脑内的研究纲领处于退化阶段，那么接受这个研究纲领的群体的知识生产率就会处于快速下降的阶段，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无法产生新观念。现在整个世界基于文化而产生的知识分布地图可以很好证明这一点。为什么近代科学会在欧洲兴起并蓬勃发展至今，这完全得益于自十六世纪起在欧洲掀起的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一场欧洲的新文化运动，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带动了欧洲物质产出的增加与效率的提高；同时，在精神层面，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直接指出：清教伦理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学的兴起，这就是著名的默顿命题（Merton’s thesis）的深意所在。相反，那些没有经过文化纲领变革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人类进步的慢车道上。
前些年流行的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完全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占据中国人头脑的文化纲领两千年来没有发生实质性与革命性的变化，又何来革命性的知识与观念的产出呢？基于这种思路，我们还要回答一个老问题，为何“五四”先辈们要坚决反对儒家文化呢？基于进步与退步研究纲领理论，我们不难明白，“五四”先辈们无非是在做一件事情，为新思想的确立扫清障碍，从而为国人腾出宝贵的心智空间，然后再为国人输入新思想。虽然他们的做法有些偏激，但心情实在可以理解。其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近代科学所取得的短暂荣耀应该归属于他们，我们今天还在热议的一群大师都是这个进步纲领的产物。也许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评价这个事件，或许会更为深刻一些，即：儒家文化与科学文化是完全不相容的两个纲领，按照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这两个纲领系统是不可通约的。进而再推进一步：支撑儒家文化的是农业逻辑，而支撑科学文化的则是工业逻辑。基于上述分析，“五四”先辈们之所以不成功，皆源于观念的更新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工作。这里最悲伤的事情是，新观念不是通过说服被人们接受的，而是因为相信旧观念的人都死去了，相信新观念的一代成长起来而得以实现的。这就是社会学上著名的“普朗克定律”。其实，也不用这么悲观，转变人们的观念无非三条路径：其一，强制性的转变，这种路径的缺点是运行成本比较大；其二，自愿转变，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能够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这类人喜欢主动接受新观念，由他们的成功带来群体的模仿效应，这种路径的缺点是转变的时间较长，或者不确定；第三种，就是占人群数量最大部分的随大流者，他们在观念的选择上采取盲从行为。所有观念变革的行为都是通过先知先觉者来影响那批随大流者，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现在余下的问题是：观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的？
美国哲学家汉森早已证明：观察渗透理论。这是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一个伟大哲学发现。它意味着我们头脑内所拥有的背景知识直接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如果我们头脑内的理论纲领是进步的，那么这套纲领将引导我们看到更多的新问题；反之，我们将什么新问题也看不到。因为，新问题在旧纲领的指涉范围之外。从这个角度上说，用科学文化来替换我们头脑中所拥有的落后的文化纲领，将带来我们对世界的全新认识。现在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文化模式”影响人们的认知水平。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六百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6】这看似一个玩笑，实则是文化纲领落后所导致的创新乏力的直接体现。我们所启用的科学文化，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文化，而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新科学文化。放眼世界，大凡文化有活力的地方，其创新能力也是非常旺盛的，反之亦然。中国的创新状况已经陷入瓶颈期：万事俱备，只差临门一脚。这关键的一脚就是改造传统的“窄内容”的科学文化，使科学文化从狭义的小科学文化，升级到广义的大科学文化。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因而，激活创新的文化也应该是广义的。只要改变人的观念，创新想法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如果说支撑创新的物质性基础条件不足，这只是创新乏力的低级原因，正所谓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重要问题；如今科学文化孱弱则是导致创新不足的高级原因。考虑到科学文化在中国所具有良好的声誉，推行起来所受到的社会阻力会较小，从而用科学文化激活创新精神是当下最为紧迫的长期任务。
   综上，为了破解创新乏力的困境并消除由此产生的稀缺心态，我们提出三种可行性建议：第一，我们应该回到广义创新的语境中，重新去认识创新的多元化取向，以及支撑创新的多维条件；第二，分析创新发展的一维环境、二维环境以及1.5维环境对于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议构建多维环境，克服中国当前所遭遇到的创新障碍；第三，建议用广义的科学文化替换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从而使潜在的创新主体的观念从退化纲领转向进步纲领。由此，科学文化才可以肩负起支撑创新的思想屋顶之重任。

参考文献：
【1】塞德希尔•穆莱纳森、埃尔德•沙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M】.魏薇、龙志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7.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王昺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76.
【3】马克•诺图洛.波普【M】.宫睿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146.
【4】阿莫德•波尔弗、利夫•埃德文森.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知识资本【M】.于鸿君、石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5】李侠.科技政策：分配与规训的技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106.
【6】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257.
作者简介：
李侠（1967-）辽宁省辽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
田锋（1983-）内蒙呼伦贝尔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

【博主跋】这篇文章是应老朋友长沙理工大学的易显飞教授之邀，发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1），前些日子编辑来电话，说到月末出刊，估计现在已经出刊！现已回北方，上网不方便，就在网吧里找到邮件贴一个吧，合作愉快，是为记！

2016-1-26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