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的依赖教条：从牵引向推动模式的转变

1、  李侠 2、周正

（1、2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摘要：经费改革必须摆脱日渐成型的经费依赖教条，在微观层面以效率和质量为标准，形成从赢者通吃向赢者诅咒的转变；在宏观层面，经费配置结构应该从经费的牵引模型向经费的推动模型转变。使经费重新回到手段与工具的定位。

关键词：经费；依赖教条；牵引模型；推动模型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当下科技界争论最多的话题，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经费问题。这是大科学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科学作为建制化的产物，它的维系是需要国家财政来支持的，任何个人或者企业都无力支持科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它的产权是无法界定的。相反，技术的生存可以通过市场与企业的共生关系来维持，但科学不能。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四个轮子分别是：土地、资本、人力与技术。其中，土地、资本属于传统要素，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在逐渐降低，相反，人力资源与技术在新经济时代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却在逐渐增加，而这些的形成都与对科技的投入有关，这种知识的宏观效应已经被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所证实。因此，不论对于当下科技发展现状满意与否，支持科技并加大对于科技的投入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结合我国的情况，中国经费分配模式与配置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力图探讨两个问题：其一，微观层面的经费配置效率与激励机制的错位；其二，宏观层面的经费配置结构的改革路径与激励模型的转变问题。

一经费的异化：从赢者通吃到赢者诅咒

当下中国公众对于科研经费的诟病主要在于如下两点：其一，分配的不公平与使用效率的低下；其二，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真正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乏善可陈。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经费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这些异化现象就蜕变为两种矛盾的存在形式：赢者通吃与赢者诅咒现象。所谓赢者通吃现象很好理解，它反映了科技资源的高度集中与垄断，这是经费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被我们称作马太效应的副效应。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如此多的科研问题，这必然造成实际研究过程中的精力与时间的任意稀释，从而也就无法做出真正好的科研成果。还有一种资源集中的现象就是由所研究问题的刚性决定的，这类问题学界公认比较难并呈现出知识供给缺乏弹性的特点，如果社会需求比较旺盛，而能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又比较稀少，那么具备这种知识优势的研究者便可以利用该项研究缺乏弹性的特点，狮子大开口尽量提升经费的上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作为委托方，便会承担太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因而会尽量压制项目预算的上限，以此分散未来的潜在风险，此时，通过博弈，具有知识优势的个人或者团队与国家便达成一种折中的预算方案。然而团队会把自己期望的最高预算通过变换名目的其他项目补上。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核心想法从地方、部委到国家的申请大满贯现象，从而最终实现了该项目预算的最大化目的。这种资源垄断模式很巧妙，很难被发现，研究者以及其团队利用信息不对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国家却为此付出超过成果真实成本很多的代价，从而造成了资源的隐性浪费。

由于前几年科技管理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滞后现象，导致科技界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一批科技界的富翁，根据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推知，这批科技富翁的科研积极性与科研产出应该是呈现下滑趋势的（实际情况是赢者通过组建大团队，以此掩盖边际效用递减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费作为政策工具的激励机制的敏感性在快速降低，更为严重的是，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与贪腐问题也多发生在科技富翁那里。我们还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当一个团队的科研活动的实际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时候，过度投资于这样的团队是没有效率的，然而，恰恰是这些拥有大量经费的团队最能够在当下的科技评价体制下获得各种称号与荣誉，而这些称号与荣誉反过来又增加了这些个人与团队获得更多未来资助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科技资源陷入一个如“黑洞”般的马太效应陷阱，它吞噬了科技界原有的自生的纠偏能力。笔者曾想统计出中国科技界各学科研究人员的经费拥有量排行榜，再看看这些科技富豪们是否真的作出了与其资源相匹配的工作，可惜，由于各种数据很难收集，也无法核实，只能作罢，不过笔者猜测那个数据一定很惊艳，也很惊人。

根据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原则，科技界在运行中会逐渐形成一套纠偏机制，与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一样。当下，科学界也开始出现强烈的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呼声，即拥有各种称号与占有大量资源的人，应该对科技界的现状负有更大的责任。不能在分配资源的时候以精英的面目自居，冲在最前面；而一轮到责任分摊的时候，就把那些普通科技工作者推到前面充当替罪羊，称他们拖了后腿，这种权责错位的双重标准模式，就是中国传统民谣中所谓的“皇帝病了太监吃药”的变体。但这种自发秩序产生的问责力量是松散的，约束力并不强。针对这种情况，如今科技界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约束力量：赢者诅咒。所谓的赢者诅咒本是来自经济学家创造的一个概念。它是由卡彭、克拉普和坎贝尔（Capen，Clapp and Campbell）在1971年提出的，最初是用来分析石油公司对特定的某块土地感兴趣，想要购买它的开采权，由此衍生出“赢者诅咒”的现象，即：“1、赢者的出价高于这块土地的价值，所以该公司会亏钱；2、这块土地的价值低于专家的估价，赢了拍卖的公司也会大失所望。这两种情况分别叫做‘赢者诅咒1’和‘赢者诅咒2’。”【1】不论那种情况，赢者都对结果不满意。我们可以把这个赢者诅咒的概念转移到科技界，情况同样如此，并且会衍生出更大的压力。对于科技界而言，赢者诅咒1是指在申报项目时，尽量高报产出，以此击败竞争对手，从而获得项目的中标，这是典型的纵向课题申报的情况，即前喜后忧模式，为了中标所夸大的产出，一旦申报成功，未来的兑现就是很难完成的任务，形同赢者诅咒；赢者诅咒2通常是横向课题申报时经常遇到的情况，由于横向课题的特点，它的中标者大多是比较熟悉的定向研究人员与团队，申报者原本想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一个小的研究目标即可，然而实际运行远远不是这样，要么出现“钱少活多”现象，要么出现与研究无关的违规现象，这类项目的中标，即便有些盈利也往往让中标者很难受，这就是赢者诅咒2的常见模式。赢者诅咒现象在中国还催生出第三类诅咒模式，即赢者诅咒3，赢者往往成为高风险的代名词。这里的高风险是指两种情况，其一，研究水平被公众质疑的风险；其二，由于经费的制度性使用结构存在的先天缺陷，导致大量经费在使用中存在极大的违规风险，从而导致大项目的中标者获得收益（物质收益与荣誉收益）与快速增长的风险成本相比日渐减少，大项目的吸引力开始出现降低现象。大项目吸引研究者注意力的探照灯性质，使中标者时刻处于共同体关注的焦点，这种透明感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当下的中国正在开展的日益严格的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制度，导致赢者诅咒3现象已经开始被学界逐渐意识到，那些不考虑实际情况，盲目申报大项目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旦交不了差，反而成为最大的赢者诅咒的牺牲品。

综上，经费在微观层面的异化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那么如何改呢？如果把科研活动看成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那么，遵循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经费分配的主要原则。结合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到赢者通吃现象造成了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以及科技界马太效应的负效应的蔓延，并且遏制与浪费了潜在的科技潜力的发挥（很多人无米下锅），那么通过严格限项制度就可以解决。对于赢者诅咒现象，可以看成是科技界自身的纠偏机制在发挥作用。考虑到中国整体科技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现实，笔者曾多次建议，经费分配应该本着如下原则进行：重大项目大幅度瘦身，中等项目适度扩容，小项目大量扩容，以此培养与塑造竞争意识；另一方面，采取资源分配的平行做法，即大幅增加经费的保障性供给，让科技工作者真正静下心来做点扎实的工作，而不是全民被浮躁地争项目、跑项目，从制度上让科技界真正安静下来。对于那些没有入选或者无意于这两种资助模式的人，还可以采取一种补偿措施，即国家对于那些研究人员的优秀成果采取国家赎买制。这就构造了一种全方位的安心学问的研究氛围：不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做出好东西，总会得到认可与补偿的，而那些迷信赢者通吃的人必将遭遇赢者诅咒的命运。

二经费的依赖教条：从牵引模式向推动模式的转变

如果经费在微观层面讲究的是使用效率（与公平分配有关）与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否处于合理区间的话，那么经费作为政策工具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宏观层面：即经费的配置结构问题，这与总体效率有关，这也是科技管理的核心考量指标。由于经费作为政策工具，在激励群体行为上具有最大的敏感性，那么，我们过往的经费配置模式是否合理呢？这是我们寻找新的改革办法之前必须厘清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经费作为政策工具的具体作用模式，我们经历了两种显著的变化：其一，经费牵引模式（pull model of foundation）；其二，经费推动模型（push model of foundation）。坦率地说，我国的基金资助模式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经费牵引模式为主。这种资助模式再配合上以科研项目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评价体系的协同作用，带来了科技界在经费的牵引下的人头攒动以及热闹非凡，不容置疑，这种模式对于共同体的吸引力是极大的，从近年来各类项目申报的数额的大幅增长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个趋势，现在评审机构已经开始感觉到评审工作量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评审成本也逐年上升，目前有些项目开始出现限额申报的情况，这可以看作是这种资助模式已经发展到了瓶颈阶段，是到了该开始改革的时候了。其实，这种牵引模式带来的最大弊端在于把科研的目的与手段严重混淆起来，从而导致科技共同体把手段当成目的，即科研的目的就演变为千方百计获得项目，至于研究的结果倒无人问津，有了项目就有了一切，而科研的真正目的：追求真理这一宏大理想早已被无情省略。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经费牵引模式对于科技共同体的认知产生了严重影响，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心理偏好，即经费的依赖教条。按照经济学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的说法：“即使一些长期存在的政策没有效率，但是仍然有一些正统观念来保证它们继续存在。这被称为依赖教条（reliance doctrine）。它指的是，如果人们做出了承诺（沉没投资），以期望现有政策保持连续，那么这些期望就不应落空，同时进行这些投资所耗费的资源成本也不应当视为毫无价值，除非存在一些实在重要的补偿原因。只要越来越多的人进行那种沉没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一项政策法令就会变得更为困难。”【2】如今这种经费依赖的教条在中国已经确立起来，但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经费依赖教条是资源配置结构模式的依赖，而非投入太多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R&D投入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有不少的差距（即便按投入最高的2013年计算R&D占GDP的比例也仅为2.09%，世界主要国家平均为2.5%以上），因此，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势在必行。

大科学时代，研究的昂贵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国家必须为整个社会预先支付研究成本，以此促成知识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费只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按照我们的分析，科研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可以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以科研谋生。这是科研目的的最低层次，自从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以来，科研就是一种职业，因此，像其他行业一样，类似于私人领域的劳动，科研人员以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以此换得生活所需，这种目标定位无可厚非，但要遵守相关的职业伦理；第二种境界，力图解释与说明所遇到的科研问题。这种境界里包含了改善世界、造福人类的诉求，以此实现内心的愉快，这种行为类似于社会领域的工作，有超出谋生以外的追求；第三种境界则是追求真理，这是与个体谋生无关的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通过对于真理的追求，研究者实现了自我超越，这类似于公共领域的行动。这里我们借用了哲学家阿伦特对于积极生活的一些界定而作出的区分，即人的活动要从劳动开始、经过工作，最后到达行动层面，这就是阿伦特意义上的积极的生活，对此，笔者是很赞同的。基于此，不难发现，牵引模式导致整个中国科技界沦落为逐利的赛场，人们骄傲于经费的多少，而少有人关心成果的意义。很难设想，一群以追求经费多少为目的的人会有热情去关心真理。当这种趋势不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渐成群体的心理偏好的时候，原本就是虚拟结构的责任框架会快速失灵、甚至消失，谁还会去关注知识生产本身呢？更何况生产知识本是一项很辛苦与漫长的工作，成果意义的显现需要时间的筛选与沉淀，对于研究者而言等待是痛苦的，这也间接地解释了为何我国缺少原始创新的深层原因。

那么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经费配置模式应该从牵引模式向推动模式转型。推动模型的最大优点是：让经费在科研活动的整个链条上重新回归手段的地位。牵引模式注重过程和吸引力，靠的是人类的本能欲望；而推动模式注重结果和科研质量，它的动力机制基于人类对于生命意义与自我认同的追求。操作层面上，在基金的推动模式下科研人员有对未来科研结果的责任感与质量认同的内在忧虑，这种责任感与担忧心态很好地抑制了哄抢经费现象。民间所谓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踏实的前期研究和新颖思路，即便中标一个项目也是很有责任感的事情：如何交差是一个无法回避现实问题；相反，由于平行资助模式的确立，政府通过对没有获资助的优秀成果的事后大量赎买，也会对于前期没有得到资助的成果进行补偿，这种模式会极大地降低研究者的焦虑与担忧，这种变革既抑制了盲目争项目的现象，又维系了知识生产链条不至中断。利用经费推动模式可以最大程度上鼓励研究者做出好的科研成果。究其实质，经费推动模式发挥作用的实质在于把科研活动的风险在国家和研究者个人之间进行了适当分配。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经费牵引模式到后期会被迫采用限项模式来遏制申报者快速膨胀的局面；而经费推动模式则会最大限度遏制恶意申报，因为它注重对于结项的考核。申报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套上一个无形的枷锁，人们宁可采用先做出漂亮的东西，等待国家赎买的简单模式。那么，经费的管理就会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为好项目找对人；为好人找对项目。同时，那种粗糙的几年结题制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一旦我们把好结果关，制定好相应的结题标准，那就意味着项目的时间约束失效，因而没有必要再设立具体的结题时间，做得好可以很快结题，做得不好，永远无法结题。而无法结题的直接后果就是再也无法申报其他项目，间接后果就是被学术共同体边缘化。由是观之，经费的推动模式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到时拥有太多的经费也就意味着有太多责任需要担负。对于经费的推动模式在运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防止个别人采取单次博弈的模式，即骗取一次大的项目，即便结不了题，也够一辈子的想法，因此，限制重大项目势在必行，不客气地说，当下的整体科研实力，没有多少项目值得列为重大。即便那些看起来很美的项目，也多是无法完成的项目。如果不堵住这个口子，推动模式的效力将大为受损。

最后，再谈一下关于经费配置中的常见问题，即为特殊目的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所设立的经费扶持政策。其政策立意初衷是好的：快速提升扶持对象的科研能力，以此带动当地的科技发展水平，但给出的政策措施却是无效的。由于知识生产是需要严格条件的，换言之，仅有钱是不够的，至少在知识生产环节上，人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科研环境等软性基础条件。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生产知识所必需的各项基础条件不具备，因而，单纯通过政策倾斜，以牺牲总体效率的方式试图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知识梯度，实践证明是相当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如何改变这个困局呢？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Allan A.Schmid，1935-）的SSP模型，即：“可供选择的制度是自变量，因变量是实际绩效。与制度变量相互影响有关的一系列变量中包含的制约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的那些方面定义为状态。”【3】这就是所谓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模型（SSP），关键是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绩效与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否则，片面强调绩效与状态，只能是无源之水。同样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来实现这个老大难目标。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单纯通过倾斜政策增加经费投入已被证明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同时输入经费与人才，以此快速弥补落后地区的基础条件短板，并最大程度上改变落后地区的知识生产结构，从而带来状态与绩效的真正改善。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通过设置面向落后地区的“定向岗位经费”来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定向岗位经费是通过倾斜政策给予那些来自发达地区，而又愿意到落后地区全职工作的人才（坚决杜绝两类情况，其一，兼职，其二，本地替代）。这项政策的实施，就相当于为落后地区同时输入了经费与人才两项生产知识的基础条件，尤其是人才资源，这些被定向经费吸引过来的人才，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才存量结构与知识生产状态，假以时日，这种转变将收到奇效。只要反思一下，美国二战后期从德国接收纳粹科学家的“回形针计划”，不难理解，输入人才对于国家与地区未来的重要性。

三结语

综上，经费改革必须摆脱日渐成型的经费依赖教条，力争在微观层面上实现从追求项目的大与多为荣转变为以成果的原创性与质量为荣；形成从赢者通吃向赢者诅咒的转变，以此遏制科技界愈演愈烈的疯抢资源的糟糕运行模式。在宏观层面，经费配置结构应该从经费的牵引模型向经费的推动模型转变。使经费重回到手段与工具的定位，整体改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国家与个体之间的风险、权利与责任的划分。

参考文献：

【1】理查德•H•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M】．陈宇峰、曲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

【2】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M】．刘元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

【3】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作者简介：

李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等。

周正（1986-）男，河南省安阳人，博士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科学社会学。

Reliance doctrine of funds：Converting from pull model to push model

1、Li xia  2、Zhou zheng

(1、2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of fund must get rid of the gradually forming reliance doctrine. At a micro level tak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s the standard converts the winner-take-all into the winner curse. At the macro level, the pattern of fund allocation should be shifted from pull model to push model in order to make the fund back to the role medium and instrument

Keywords：fund；reliance doctrine；pull model of foundation；push model of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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