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6日）的上海又经历了一场天昏地暗的雾霾。早晨一睁眼，照例查看AQI，已经超过300属严重污染，赶紧提醒家人今天戴口罩。我昨天一天要在奉贤去开会。先到市环科院集合，跟车一并去奉贤。一路走过，感觉雾霾越来越大，大概8点以后AQI就超过了400。下午3点结束了大半天的会往市区，高速公路上视野比较开阔，放眼望去，天昏地暗，如果哪家剧组拍“世界末日”类的灾难电影，大概不用做太多的场景。临近4点半左右回到市区，大概是AQI最高，觉得口腔、鼻腔、嗓子一直到五脏六腹，充斥着“痒”。不过，等下地铁准备去菜市场筹备今天晚餐时（6点不到），感觉似乎有些积极的变化了。晚饭期间，一直在刷AQI指数，因为心里还惦记着晚饭后是否要步行到办公室拿一份要评审的论文——而决定性的因素就是AQI。果然，上海空气质量在下午5点达到最高峰（要有450左右）后，近乎直线而下，下午6点就接近了200（打了个对折，呵呵），下午7点已经是轻度污染的120了。我晚上8点出门去办公室，尽管没有及时查看到AQI，我猜差不对应再次“从良”了吧。今天（27日）早晨睁开眼，再次去查看AQI——50多一点，已经是近乎“优”的“良”了。

昨天出门时，风是很大。我心里就盘算，风过后，上海将再次迎来“解放区的天”。早晨查看AQI时，也顺便把上海以北一直到北京都看了。北京已经从前天的严重污染走出来，连被京津称为“坏邻居”、多日来持续爆表的河北几个城市也“从良”了。再往南，我的家乡济宁也在昨天早晨9点来钟“从良”了。不过，苏北城市依然在天昏地暗中。这场雾霾像一群“乖乖的鸭子”，被“老北风”大叔一路赶着由北向南，气势汹汹而来。

昨天还和一个同行讨论“天”和“人”在这场雾霾的角色问题。从控制过剩产能，到控制大气污染的“国十条”，再到严重雾霾天的车辆限行、工地限工等看似看杯水车薪却又除此之外人们又确实不知如何应对的措施，又讨论到了家里安装空气净化器——类似于空调，可以改善局部或私人空间，而这些设备本身的从制造（再往上原料加工）、使用、废弃后再用的生命周期看，又都在推高着能源消耗和加剧着更大范围的雾霾；也讨论到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他说也许要等到退休后（他与我同岁，约要20年），我说大概不用那么久，因为我们有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讨论归讨论，之后望着灰蒙蒙的天，似乎又觉得好难、好遥远。

可以说，上海昨日的这场雾霾，成也是风，败也是风。当然没有3-5级的北风，上海也会有雾霾，但应不会那么严重。话又说回来，没有昨日那场见，上海的雾霾（尽管可能会是轻度污染）可能也会持续更长时间。这场雾霾至少告诉人们，改善空气质量，风是靠不住的。

这似乎又碰触到一个古老的话题“长痛还是短痛”的问题。不过，再扩大了说，当前的产能过剩、调结构、优化增长有利于更持久的发展和更长远的环境与生态保护的道理大家都懂，但也会触及局部的、眼前的利益。看似很纠结，背后驱使得依然是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以及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明确了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当前环保体制的改革以及机制的设计的关键，也是能否协调好这些利益关系，以形成持续改善环境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