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籍贯是安徽怀宁，我女儿也是。
实际上，我祖父的祖父，在1850年左右，就离开怀宁，到湖北谋生。而后，家族中极少有人回到原籍生活。

如果说在清朝，你要考取功名，得到户籍所在地才能考试(就象现在高考)，那么大清亡了，这就显然没什么必要性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保留籍贯呢?

因为房子。

在乾隆38年，徐家出了文、武两位进士公，武进士还封了奋勇郎巴图鲁。因此我们有宅子于怀宁枸杞山，叫徐家进士第。

清朝亡了，我们的宅子还在。一直到日本人打来，进士第变成帝国了望台，那宅子才失却了。

从乾隆38年算起，按现在70年产权算，我们拥了三个产权期，210年。

房子在，是我们的祖宗基业，荫及子孙，当然要尊重; 房子没了，是我们血缘和文化的根，还是要记取。

(2)

我的一位姑奶奶对我说:"天下的房子都是人盖的，天下的房子都是住人的。"

这话相当有道理，充满了英雄气。

我们徐家和海宁陈家十几世连姻，最后也分不清彼此的辈份，所以说陈徐不分家。

按照传说，乾隆实际上是陈家人。换言之，乾隆是我们家里人。

天子富有四海，几间房子，算得了什么?

房子，我们不在乎。

记得进士第，不过是不忘根罢了。

(3)

我的九太祖叫徐秉书，在武昌的武备学堂，是头名甲级优等生。你们现在参考的清末民初的武昌城的地图，依然以他画的为准。

1941年，逃难到重庆的九太祖一家实在没有房子住，就只好寄住在尼姑庵里。在重庆话里，尼姑庵叫姑子庙。

那年，日本飞机拼命轰炸。

九太祖军人出身，从来不躲防空洞，但那天感觉非常不好，就把家人赶进洞。他自己和我的一位姑奶奶端坐庙中。轰炸中，他和我的这位姑奶奶相互抱着，从三楼跳下，跳到了天井中。然后，那庙，便垮了。而两人竟无大碍。

那一年，他六十有三。

每个人对这个事的看法不同。而我的看法，是那叫做庙的房子，原来有灵。

(4)

戴安澜被抬到安宁的时候，他的半个头，早已经没了。

他的部队，也要交接。

曹承旭在交接时，正好碰上了我祖父。我祖父说，这不是曹孝先的侄儿吗?便安排他为滇缅公路驻渝办事处打个头阵，到重庆找个房子。

那房子找在化龙山村。在石岩下是粮食局的房子，给我们一家人住，再往下是卢作孚的一处公馆，安排李根源李印老住。两家共一个小防空洞。

这房子的好处，便是飞机炸不到;不好处，便是上下出行不便。而且，我们住的房子，依着山壁，是个窄溜儿，使用也不大好。

但在战时，能躲轰炸，便是莫大的好处。对于童年的父亲，山上山下跑，是乐趣，其余的坏处是感觉不到了。

抗战结束，也不怕轰炸了。我的祖父，就另找了房子住。李印老也回了云南，不跟蒋介石磨叽了。

时光荏苒，转眼，二十余年过去，到了文革。我父亲准备回化龙桥橡胶公司宿舍去睡个午觉，在正街，发现另一派的人正带着枪往他宿舍走，要抓他。(那带队的人实际上文革后跟我们家关系相当好。)

由于我父亲是"反到底”的军师，若被“八一五”抓住，非死即伤，所以他决定，跑!

说时迟，那时快，父亲转身就往山上跑。父亲是平足，跑平路肯定吃亏，跑山路也不见得占便宜。

虽然自从搬离，父亲很少上来，但是，化龙山村的一沟一坎，都印在父亲的童年里。

父亲一口气跑到粮食局的房子前，向下一看，追他的人还在山脚，而且还走错了路。他抚掌大笑，回头看时，那房子二十年来，依然安好; 而那天，正是晴天。

诸君，你说这房子，不是救人性命的么?

(5)

我卖了华工的房子，搬到萝岗。

这萝岗实际跟增城相连，算是荔枝之乡。到了这里，才算不辞长作岭南人。

乔迁自然是喜，毕竟华工的房子住了二十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我住的那片，被称为新贵村。

那房子装修的点点滴滴，都是我自己设计。

厨柜是我的得意之作。麻石的台面，榉木纹边框镶宝石蓝防火板的门，高贵、大气、耐用。

走进书房，门后雪白的墙上，是一道一道铅笔横划，旁边是日期标注。那是女儿某年某月某日的身高。

女儿在这里长大，房子与我们同老。

最后一次，我躺在华工房子的旧床上，听窗外风雨。那是房子轻轻的哭泣。

这时，我起了身，出门，与房子作别。

(6)

并非每一处房子，都可以作别。

我的小姑奶奶年轻时，从日本买了纸，裱在墙上，作画。有人要高价买那画，她说，你有本事拆了那墙。

如今，她已搬到新竹去。旧房子也没卖，只是台北租价高，所以她把房子租出去了。

房子和她，已是一体。

(7)

周天子姬扬说，写便写了。

所以，我便写了。

谨以此文，献给我和我的先辈们住过、租过和买卖过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