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与演化过程，给了经济学家们带来了验证旧理论与发展新理论的一个绝好的机会。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一个热点，是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还是技术的进步造就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这些文献里面，最有名的或许就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94年发表于《外交》杂志（11 月/12 月，62－78 页）上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克鲁格曼通过历史数据试图说明，所谓亚洲高速增长的奇迹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经济增长完全可以通过亚洲国家的投资扩张来解释清楚。由于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设备和劳动力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技术进步完成的，根据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依靠扩张投资换取的经济增长终将减缓。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似乎证实了克鲁格曼的预言。一时间，辉煌一时的亚洲模式似乎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光环。

 

克鲁格曼的观点并没有被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比如，有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如果在研究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以10年为尺度，而不是用克鲁格曼采用的30年尺度，那么技术进步的作用还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跟亚洲企业创新活动结合起来，认为亚洲企业走过的是一条对西方技术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消化吸收，进而通过局部创新优化产品，最后达到全面产品创新的一条道路。

 

由澳大利亚麦考瑞管理学研究生院战略管理系主任马修斯（ John A. Mathews）和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商学院教授赵东成（Dong-Sung Cho）合著、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刘立副教授主持翻译的《技术撬动战略：21世纪产业升级之路》一书，则以半导体工业为例，通过翔实而系统的资料，证明了亚洲经济奇迹中技术进步的确其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东亚发展过程中，纺织、钢铁、石化、汽车、电子、半导体曾经是或者依然是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并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占据着领先地位。《技术撬动战略》一书选取半导体产业作为案例，旨在向世人说明，东亚地区是如何在这一尖端的复杂技术领域实现从引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后来居上引领世界潮流的。本书作者认为，在这个技术领域的追赶过程中，东亚国家的技术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修斯和赵东成把东亚国家的技术追赶战略形象地概括为撬动战略（technology-leveraging strategy），并在他们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战略是如何使得后发国家和地区（latecomers）的企业一步一步走到国际技术前沿的。

 

《技术撬动战略》一书共八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东亚国家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后发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技术撬动战略。第二部分，讨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技术撬动战略过程中所各自采用的体制安排，重点比较了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案例。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东亚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检讨了技术撬动战略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技术撬动战略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

 

本书的核心是适用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撬动战略。应当指出，这一战略的核心，不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竞争中自发地选择效益最大化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策略，而是由国家政策主导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并通过这些制度加速了新技术从先进国家到后进国家和地区的转移，并导致新技术在后进国家的快速扩散与吸收。一句话，技术撬动战略的核心，是通过改进制度环境以缩短产品周期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

 

马修斯与赵东成主张，技术撬动战略的实施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了不同的战略模式。技术撬动战略的实施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用以确保人才、知识、合同、企业等各就各位；播种阶段实施技术获取和资源整合，吸收和改进新技术；繁殖阶段呈现金融投资、企业成长、产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局面，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可持续性阶段实现产业结构 升级、研发能力提升，并营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结构。《技术撬动战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总结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模式：韩国模式，台湾模式，和新加坡模式。韩国模式是依赖大财阀（chaebols）完成技术撬动的，跟日本的做法相类似，对通过对半导体大企业进行高强度投资（由政府控制的银行来实现）来强化其创新能力和出口经验的。台湾由于缺乏韩国式的大财阀，中小企业能力不足，因而采取了一种替代模式，即由公共机构首先获取相关技术，然后积累产品和工艺方面的经验，最终向私营部门推广。新加坡模式是利用跨国集团来实现技术撬动的，其做法是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跨国集团在东道国的发展来实现技术转移。上述三种模式中，韩国模式风险最大，因为企业负债高，一旦投资失败，损失巨大；台湾模式风险较小，可资借鉴；不过，对于本身缺乏先进企业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新加坡模式则是一个更加普适的战略。

 

《技术撬动战略》一书乐观地认为，撬动战略不仅适用于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而且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在三种模式之中选用适合自身的战略，而且可以采用上述三种模式的组合来加速技术追赶的步伐。比如，本书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实施了技术撬动战略。中国是一个具有多样化特征的大国，可以有针对性地同时采用三种模式——鼓励大企业购买国外技术许可；通过政府机构的帮助振兴中小企业；创造环境鼓励外商直接投资。

 

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是作者提出了国家经济学习系统（NSEL-National Systems of Economic Learning）的概念。NSEL 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国家创新系统（NSI-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概念都强调制度安排，但二者侧重点有明显区别。NSI强调原始创新，NSEL则强调技术获取与追赶。因此，建设国家经济学习系统应该是后发国家和地区通过技术追赶战略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措施。马修斯和赵东成认为，NSEL的核心制度能力，包括了提高技术水平，促进技术型企业网络化、推动技术扩、吸引国际投资以及驾驭学习系统等多个方面。

 

在研究路线方面，《技术撬动战略》一书大量评述了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掌握了技术扩散（technology diffusion）和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方面的文献，以及半导体产业发展详细材料。作者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若干国家和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了不少私营企业成长的案例。在掌握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资料的基础上，两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路线，值得技术创新和管理领域的研究人员认真学习与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撬动战略》一书虽然为后发国家和地区总结了一条技术追赶的有效途径，但二位作者也仅仅是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提供了对东亚奇迹的一个解释，撬动战略还不能包打天下。一方面，马修斯和赵东成描述的撬动战略未能解决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依附问题。比如，虽然亚洲国家成功地成为了半导体产业的主要制造商，但是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即技术品牌和技术标准等，还往往控制在发达国家手里。另一方面，本书的讨论多是从技术管理的角度展开的，而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宏观经济学指标，比如增长率、就业率、货币供应、比价、资本投入等等，则较少涉及。

 

总之，成书于2000年的《技术撬动战略》很好地解释了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何实现技术追赶并取得竞争优势的问题，值得引起国内政策制定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的重视。本书所提出的撬动战略，是与人才、技术和市场的国际化大趋势相一直的。传统的产业政策，例如增加关税以保护本国弱小产业的做法，在技术撬动战略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同时，技术撬动战略是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得以实现的。本书也为在战略产业领域国家适度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技术撬动战略——21世纪产业升级之路》，[澳]约翰·马修斯，[韩]赵东成合著，刘立、肖珑、常静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本书译自：Tiger Technology: The Creation of 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East Asia, by John A. Mathews and Dong-Sung Ch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博主注：年底盘点，发现拖欠刘立老兄书评一篇，不敢拖过年关，遂成本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