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关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一系列报道后有正、反两个强烈的感觉：一方面为其不论“三围”（唯地位、唯论文、唯出身），深入科学细节的人员评价方式拍手称道；同时也为其贵族化地位的营造深感遗憾。

中国的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的评审和评价中有两个倾向：1）以小圈子的利益主导科研立项、评审和资助的现象频繁发生；2）为打破人为造成的垄断，“三围”成为科技项目及科技人员评价的主要依据。两个倾向虽然是对立的，导致的负面结果却极为一致：科学和技术本身成了后娘养的弃儿。两种倾向中1）是问题的主要根源，2）有为了对抗1）而存在的成份。

在小圈子主导科研立项和评审的现象中，除少数极有势力的团体外，大部分人既是现状的受害者，也是问题的制造者。这使我想起科学网上一位女士写的如厕体会。这位女士谈到公共卫生间女厕空间太少，致使排队时间过长。于是她一旦上岗，为了对得起排队时间，轻易不肯退出，进一步恶化了妇女如厕状况。尽管我对这位女士的逻辑完全不能赞同，但不能排除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包括科研基金项目立项和申请中，人们相当普遍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一代一代的研究生毕业走向包括科研在内的工作岗位，不合理的行为模式变成了正常。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意义在于这种本末倒置的正常在终于在产生它的土地上被打破了，人们从中看到了富有灵感的科研思路的价值，看到了不根据“三围”而着重科研思路和技术路线的细节评价科研项目的效果和道理。

缺憾在于这个打破是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离的贵族条件下实现的，其说服力被大大地大了折扣。更令人担忧的是营造这个隔离的贵族环境的指导思想——这其中恐怕有相当的政绩取向（发CNS甚至的诺贝尔奖）在主导。宏观出发点与具体做法揭示的道理是矛盾的。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小镇剑桥有一个叫做MIT的地铁站。站内的一面长型墙壁上是纪录麻省理工在人类各个时期的革命性技术进步中的贡献的图片。其中好像没有提到CNS甚至诺贝尔奖。两年前，我陪同所在大学的领导拜访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Susan Hockfield教授。Hockfiled校长谈到麻省理工的历史和未来时不无自豪地表示：上个世纪麻省理工率先提出了Engineering Science的概念，使工程更好地与科学结合；本世纪麻省理工要做两件事情：解决人类的新能源问题，及将生命科学与工程结合。同样没有提到要发多少CNS、得多少诺贝尔奖。境界和追求的高下确实与我们的很多校长们还是有不少距离的。

我感到不明白的是花数亿甚至更多巨资办这样一个“试验田”的目的何在。如果说就是为了凝聚一批人产出一批CNS甚至诺贝尔奖，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我看不妥。如此境界和追求（和上面谈到的麻省理工相比）、如此贵族式的研究资助（除了大型设施外，16个研究小组配以每年50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从而“不用再为要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走火入魔”），即使实现了上述目标，赢得了一时的喝彩，国内外科学界同行不会服气，“自豪”不会长久。科学史毕竟是根据未来的科学界（而非大众）的观点来写的。如果这笔巨资的目的是通过“试验田”探讨国内的科技政策，改善科研领域的文化环境，那么贵族方式就更不可取了。毕竟通过意义重要、方法可行的科研计划去争取纳税人的科研资助在逻辑上和法理上是难以颠覆的。

我坚决支持通过学术特区（或曰试验田）的做法打破目前中国科学界盘根错节的不好习惯，改善科学界的人文生态，这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便是改善政府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立项和评审办法。所以，学术特区必须提供令人信服、能够推广的经验（如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特别不能在政府的科研财政资助上搞贵族化（可以在立项和评审办法上而非钱数上采取特殊政策）。如同围棋中不能为了吃子而轻易走出蠢形，贵族化不是改善而是加重问题。

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从技术进口国走向技术出口国的关键时期。我国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人均贫乏的资源贮备、老大不掉的人口基数和望子成龙的文化传统均指向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靠技术而非物质的生产提高经济地位和人民生活。在技术经济的国际竞争中，我国有着实验人员的人数和性价比上的巨大优势和科研思路和技术路线缺乏（特别是其评审机制的缺位）的严重劣势。与此同时，发工业发达国家由来已久的过渡消费和近20年的虚拟资本造就的高昂的科研和开发成本使其技术产业难以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短期重振，为中国敞开了机遇。如此形势下，我们要做的是整顿科技评价机制，把握机遇，而不是固守小家子气和科技落后心态，花钱买些CNS甚至诺贝尔奖。

我想不通何以许多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归国大学者没意识到政府科研资助贵族化的弊端，遂以上述一管之见与科学界同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