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尘埃落定，日本学者再次榜上有名，评论文章接踵而来。读罢一些文章，就没有被说到的中日差别做些补充。

直接进入话题。中国的学术界特别讲究头衔和年龄，不但头衔多，而且绝大多数头衔的获得均有年龄上限，非但如此，学术资源和个人待遇又都和这些头衔紧密相关，可谓赢者通吃。于是中国有点能力的研究者大都忙于在一个个的年龄上限之前，依次拿下一个个学术头衔；科研成了赶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学术界独有，其他体制内领域，如行政官员也有着在一定的年龄上限之前达到相应的行政级别（如正处、副司、正司等）的明暗规则。如此生态下，让多数研究者不浮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反观日本，学术界更注重的却是如何将消极因素将至最低。我在一度留学的北海道大学亲眼见到一些教授，副教授的招聘广告，虽然也提及年龄，却是年龄下限，如副教授的申请者必须35岁以上。我问日本师生，年轻有为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足够老才行？答曰：太年轻的人成为教授、副教授，研究室的其他老师会感到压力，关系不易相处。如此管理文化看起来保守，却避免了中国研究者的“赶头衔”的浮躁，同时还淡化了跟着热点蹭文章这种有悖于纳税人利益的学术界自娱自乐。在日本人的逻辑中，勤劳或懒惰，认真或马虎首先不是成功与否的问题，而是美德问题。研究者只要努力了，认真了，就应该得到尊重，应该有立足之地。

日本特别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些看起来保守的文化和规则并没有防止日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日本不仅在新世纪几乎年年斩获诺贝尔奖，而且在世界创新性企业数量的统计中也名列前矛。看来在科研领域，人性化也是创造力。

日本的这类避免消极因素的思路也表现在其他领域。比如，对于网约车、电商等互联网新经济，日本刻意防止其野蛮生长，以避免对现行的出租车、实体店的冲击。优步在日本折翼退出便是出于这一原因。

把话题稍微差开些。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及，以智人统治地球作为人类社会的开端的话，人类生产方式的周期以指数函数缩短：狩猎和采集数以万年，农耕数以千年，大规模制造数以百年，信息产业数以十年。现在终于到了一个拐点——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的周期短于人的自然寿命；人类现行的制度、法规、文化、习俗等跟不上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此形势下，我们曾追求过的“多快好省”也许不再是美德，少慢好省才是。

利用科学网允许在48小时内修改博文的规则，我再添加一小段。网上媒体常见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把中国科技缺少原创的板子打在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的屁股上。人们在批评中享受着安全的政治正确时殊不知所有被批评的现象均是上面所讲的社会生态导向出来的，是校长们无力改变的。赢者通吃一顶顶的头衔及获得头衔的一道道年龄上限让父母们放不下”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制约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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