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医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二三往事

  为了收集校史史料，校刊希望大家为“历史回眸”投稿。我在学校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理应为校史的收集尽点绵薄之力；但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接触面很窄，知道的事情不多，只能就我所在的病理生理教研室，写几件事。

 1956年我从第七军医大学调来我校任病理生理教研室助教。全国医学院成立病理生理教研室大概是在1953年，我校也不例外。我分到教研室时，教研室年青，人也年青。年龄最大的是长我七岁的吴中立讲师，他是教研室的负责人；其次就是比我大一岁的助教张亚霏，他是来自新四军的“老革命”，是教研室的党的负责人；其他就是四位（包括我在内）和我年龄相仿的助教，还有两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三位技术员，这就是当时教研室的全部人马。吴中立和张亚霏是我们大家的实际的和心目中的领导，直到八十年代他们退休为止，他们是教研室的奠基人。因此对我影响最大，印象也最深。

 张亚霏没有正规的学历，是我校一期的学员，据说培训了才一年半，毕业后就留校。但他非常努力，教学、科研都不亚于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使我由衷地钦佩；但他在教研室内，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同志们的关心，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只举一个和我有关的例子。

 我到教研室不久，1957年，就开始了反右运动。我当时是一个刚出学门不久，完全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人，说话非常随便。例如，有一次我在团小组的带领下去抄家，我就提意见说：“这岂不违反宪法？”。祸从口出，这在当时是一大忌。有一位当时在第七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任助教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比我谨慎得多，却当了右派，而我却平安渡过了这一关。事后有人告诉我其中的秘密：每当我在会上发言有“滑边”的迹象时，张亚霏就托故离开会场，从而使我的发言，不致“下情上达”，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巧妙地保护了我；这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1958年大跃进，学校就搞“三结合（领导、教员、学员）大编讲义”。对所编的讲义，在使用中，难免有些微词；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后，吴中立的言行却被无限上纲到“反对群众运动”、“反对三面红旗”而受到批判；但没有（像有些同志那样）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我推测张亚霏在这里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吴中立是一位精力非常充沛，责任心非常强，对下级非常严格，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动手的人。文革中，他和所有的领导一样，“靠了边”；但他却给自己找事做。当时我校调防到西安，他将四医大病理教研室的病理标本彻底地整理了一番，还就每一个标本给技术员逐个地讲解；要知道，那是个运动压倒一切，教学、科研无人问津的时代，而这位靠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在做非常繁琐的工作，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吴中立对下级的严格。八十年代，教研室的一位教师完成了一篇论文，准备投稿。当时，投稿必须教研室主任批准。而吴中立以质量不高为理由，未予批准。吴中立的这种为了坚持原则而不怕得罪人的作风，在教研室内是人所共知。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严格的作风换来了兄弟单位对我教研室的好评。在学会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协和、上医以及其它院校的同行们说，我们教研室的学风好。

 吴中立对我的批评也很直率。我的实验台子很乱，他批评我，我却为自己辩解说：“我明天还要做实验，何必收拾”，他也毫不客气地问我：“你吃了饭洗不洗碗？”。几十年过去了，这类话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想起来，还是那样地亲切。但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对我的工作的支持。

 1978年，混乱的年代终于过去，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形势的变化使我有可能从长远目标认真地思考科研的方向，我认定从受体水平上研究病理学，既有前景又可行；但一年前我曾出于“短期行为”，决定测儿茶酚胺，为此用了上万元买了一台气相色谱仪。现在我又要搞“新名堂”，岂不是被人议论，因此顾虑重重。于是我就对吴主任说：“我要以受体作为研究方向，但气相色谱也不放”；不料，吴中立却鼓励我专心研究受体，他说：“一个人精力有限，气相色谱就放弃吧。” 多么好的领导！

 那时，技术员很少，又没有研究生，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一个人做。对此我已习惯，毫无意见。但吴主任却决定将教研室的最得力的技术员，谭金兴，配备给我，谭金兴到我的实验室后，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大地加快了工作的进展，建立了方法，使我于1980年就具备了带硕士生的条件；我们两人密切合作，直到九十年代他退休。

 吴中立和张亚霏对同志们的工作，总是鼓励和支持，在他们的影响下，教研室内一扫“文人相轻”的陋习，团结合作蔚然成风；八十年代，张亚霏的研究方向和手段是微循环，我们两人合作，指导研究生，完成了课题：“受体阻断对休克大鼠微循环变化的影响”，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张亚霏于1997年仙逝，弥留之际，曾有遗言，将私人储蓄十万元作为教研室的基金，资助青年教师，感人至深。吴中立于2005年3月也离开了人世，那年我已完全退休，闲来无事，学作古诗。相处五十年的良师益友逝世，悲痛之余，口占一绝： 骏马奔驰数十霜， 病生学界英名扬，而今骑鹤横空去，桩桩往事我断肠。

 往事並不如烟。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正是校训：“求实、创新、严谨、献身”的具体体现，已经留在教研室人们的心中，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徐仁宝   

           2008年12月

             （第一排左3是二军大病生教研室老主任吴中立教授，第二排中间高个是三军大孙秉庸教授）

     附注：上文和照片由原二军大病生教研室主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卢建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