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企业，其实很多人并不真的了解。或许他们看到有些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的负责人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资财，因而就从根本上否定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还有的人，为了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入侵，更是一门心思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如俄罗斯所遭遇过的“休克疗法”，这里更是别有用心。

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做出过非常重要而杰出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也存在着不少缺陷，但总体上是应该肯定的。在非市场的环境下，有些做法是属于不得已，是一种无奈的必要。这其实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需要与代价。

文革中，有些极“左”的批判指责国有企业“利润挂帅”，这倒是恰恰说明，在改革开放之后，针对新自由主义指责国有企业效率低倒是一个相反的注脚。因为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也要讲利润，也得讲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本身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讲利润也是有条件的。有些企业不是不想讲利润，但为了国家安全，明明知道生产的产品成本高，也得咬牙坚持生产。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有限，而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得到我们需要的产品和技术。有些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完全无视当时这样的国际环境，抽象地指责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说得轻一点，是很不厚道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是分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至少在重化工业方面，即使当时想实行市场法则，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整体重工业经济不发达，欠缺的领域比较多，无法用市场来自由调节。比如，我们要建造一座水电站，这需要很多部门参与。有土建工程，有机组的生产、有配电设备的生产，送变电工程，输电工程，这么多产业参与进来，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计划就只能是唯一的调配方式。土建工程分配给大型建筑公司，机组生产分配给重型电机企业，其他配套工程也分别分配给诸如变压器生产厂，开关设备生产厂，输变电设备生产厂等。当年我们厂就生产变压器中所使用的绝缘管和绝缘筒。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发到当时国家正在建设的龙羊峡、青铜峡、刘家峡等水电工程的工地上。

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权限比较少，无论是人、财、物，还是供、产、销，主要都是由领导企业的上级部门来掌管。企业自己无权动用自己生产的利润，留给企业的财权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企业领导想花自己的钱也得上报上级批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领导想要弄个小金库唔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时的领导，顶多弄点多吃多占，别的违法行径想干也做不成。

当国家下决心对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进行改革，给企业大力放权的时候，企业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对企业的监管无形中也放松了。国家机关包括各地方的政府部门，都不再对企业进行更多的干预了，企业的领导可以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缺少监管，就会鼓励腐败。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现之前，企业领导几乎就是天老大，他老二。即使在国资委建立之后，但也存在着不知道如何监管企业的问题，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基本属于放羊。当时，国务院下属的国资委某领导还说，聘用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就得用高薪，要不然，人家凭什么愿意到国有企业任职。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国企高管的工资居高不下，与企业员工工资的差距达上百倍之多。

这种状态下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是由企业领导人一人说了算，各种问题要没有层出不穷，那才奇了怪了。企业领导侵吞国有资产，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经济利益，花费巨资高消费，套取国家资金炙自己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这样的事并不罕见。这样的现象也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有企业的不满。这种不满是有道理的。

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不能只靠国资委，虽然国资委本身应该具有这样的职能。但除了国资委之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有很必要建立必要的监管委员会，对于不同层次的国有企业进行监督。这样一个机构是很有必要的。国资委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的常设机构，而人大的监管委员会则主要负责巡回抽查。特别是当有人民群众对国企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时，国资委与人大的监管委员会都有必要并行进行巡视调查，牢牢把住国有企业依法经营的这个关口。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国有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最重要的根基。那些一门心思要灭掉国有经济的企图就是要挖掉中国社会主义的这个根基。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与防范的。现在有些人，拿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作为要灭掉国有企业、搞私有化的理由，这种别有用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国有企业也面临新的考验，资本对国有企业存在着有利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在于有助于国有企业利用更多的资本不断做大做优做强；而不利的一面在于对国有企业造成可能的侵蚀，企图掌控与吞食国有经济。与资本的博弈与较量，斗智斗勇，可能是国有企业的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