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说有口述史这回事，还是从我的同学采访撰写的一本口述史的书那儿知道的。她采访了十六位旗人妇女，其实那些人大多是民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关于清王朝的成年记忆。但那本书非常吸引我，觉得读起来非常顺畅。旗人，并不只是满族，也有蒙古族，也有汉军旗。而且还有极少数满族人根本就没入旗，所以不能把旗人与满族人简单地划等号。

后来，我这位同学又写了一部老北京口述史。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位医学专家，特别喜欢京剧，不光喜欢唱，还了解很多京剧的历史。我从那里知道京剧的来源（或者并非京剧这一单一剧种，也可能包括其他剧种）是傀儡戏。傀儡戏就是类似于木偶戏之类的戏。如果知道这个情况，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为什么在舞台上京剧表演者转身都没有先转脖子的，都是脑袋和身子一块在转，大约因为木偶之类也不能先转脖子，再转身子吧。老生走路，腿都绷得倍儿直，旦角走路都是小碎步，这也跟木偶在舞台上的情形非常接近。

不过，这部老北京口述史我觉得采访的人虽然很多，但同质化的问题也有点突出。都是差不多的人，说得也都是差不多的事，看得久了，就疲了。据说，我的这位同学现在编纂新的老北京口述史，就大大地扩展了采访的领域，有同仁堂的，关于制药如何用料，如何经营之类，据说很有意思。还有一位采访了北京顺义的过去的庄头家族。这个庄头是给皇上家种地的，类似于《红楼梦》里给贾府种地的乌进孝那样的人。只是乌进孝是为贾家服务，而这个顺义的庄头家族是为皇家服务的。这样的人，别说在北京，在全国都不多。所以采访这样的家族，肯定会让人们了解很多过去很少能了解到的事情。还有一位采访的是北京过去专门给有钱人家送鸟送虫的人。过去有钱人家里养鸟，也养蝈蝈之类的宠物虫。这些活物一般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就有专门的人每年一到时令季节就给这些有钱人家上门销售这些鸟虫之类的宠物。这样的营生也是很讲究的，非一般人所能为。

还有一本书是采访的我国一个著名的家族中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位。这位姓黄，爱好文艺，但一生中却没能从事相关的专业，却一直在做与文化有关的政府工作。他谈论文化工作的角度与一般的干部不同，有自己独到的角度和视野。只是由于种种关系，他一直希望能尽早看到这本书。但是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让人惋惜的是，他最终也没能看到，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从2007年开始做一件事，采访我们学校一些教师和职工。最初的想法是请这些人讲一讲对于当前学校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但是谈着谈着，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个人的经历。所以我弄的这个东西，就有点跟口述史沾了一点边。我的那位同学知道我做的这个事之后，把我做的前期的一些资料拿了过去，看了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想把我的这个东西纳入她编的这个老北京口述史的丛书之中。我说，我采访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老北京人，如果细找起来，只有一个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但是他的籍贯是江西。其他的采访对象都是五十年代或者更晚一点才来到北京的。她说没关系。五十年代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过去的所谓老北京也未必都是几辈子一直住在北京的，有不少是北京周边省份的人在解放前来到北京的。他们已经构成了北京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整体。

这让我想起，过去北京人的职业，都有很强的地域性。像开澡堂子的和推头的，以宝坻人为主，淘粪的以山东人为主。做钱庄票号的，以山西人居多。后来我想，我做的这个东西，如果能出版，当然很好。原来我没想过怎么给它弄出来，现在我的同学愿意把我的这个东西纳入她的口述史丛书里，自然就有了出版的机会。我也就没有拒绝。

但出版社那边好像出了点问题。责任编辑觉得，前边那些口述都比较符合她的口味，跟老北京关系密切，对于我的这个东西，似乎在风格上跟那些口述都不太一样。她就直犯嘀咕。但作为主编的我的同学，力主要把我的书给塞进去。那编辑也只好迁就了，因为这部丛书的策划就是他们请我的同学来做的。既然主编发话了，他们自然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出版社有位领导看了我的稿子，觉得其中有几篇很有价值。我的同学则对这位领导说，责任编辑似乎不太看好。那领导说，那是因为她不懂。其实，也不能责怪这位责任编辑。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对于我的书稿中涉及的一些工程学科方面的东西，让她能弄明白，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现在这书还是在出版社做的过程中，不清楚具体能什么时候正式出来。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再等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同学问我有没有兴趣继续接着做，比如跟她一起做一本我的中学母校的口述史。我说，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再这么跑也有点力不从心，以后要写，就写点别的吧。再说对中学的那些老人儿们，我认识得不太多，独自一人打上门去，总觉得不太自如，干脆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