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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小转折——1971—1973年

已有 3190 次阅读 2014-7-31 03:30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19719月,当时北京正在准备国庆节游行的各项活动。厂里也要出人参加流行,还配了服装,是背带的工装裤,上穿白衬衣。当时是男工身高不能超过一米七,女工身高不能超过一米六五。所以我这样的就没资格参加游行,只能在车间里干活。那年也不知道上面发了什么邪劲,搞起了四班三运转。就是每班工作12小时,然后休息24小时,然后再干12小时,再休息24小时。这样一来,就没有星期天了。具体说来,假如星期一的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 点。那么星期二就是晚上8 点上到星期天的早上8点。再上就是星期四晚上8点上到星期五早上8点。然后是星期六早上8点上到晚上8点。这种班上下来,只是用在上班下班路上的时间减少了。可是疲劳程度却增加了。这一个班下来,头昏脑胀,腰酸背痛。更要命的是,在睡梦里还在干活,照样累得不行。

我们这么干得累死累活,参加游行训练的同事们倒是快乐得很。他们也有苦恼。9月份的阳光还是很强烈的,所以在训练时他们也经常被晒得汗流浃背。而且他们还穿着比较厚的粗呢子工装裤,那个厚实劲也足以让人在阳光下冒汗。可是他们还是要比我们舒服。人家是正常的生活规律,不像我们一天白一天黑地昏天黑地。

突然有一天,游行的队伍不再训练了,说都回厂干活。大家都很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传达说,今年十一不再游行。上面解释的原因是说,帝、修、反用了前所未用过的方式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大家听到这样的解释,仍然莫名其妙,不知就里。反正不让游行了,就回去干活呗。到哪儿咱都是干活的命,也无所谓了。

那年十一,我去广州看望姑母。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是利用探亲假的假期去的。虽说过了十一,广州的天气还是很热。去广州前,姑母请我帮他在北京买一辆凤凰牌26英寸的自行车。这车在北京算不了什么,也不要票证,只需花上人民币。但在广州,这种型号的车很受欢迎,算是时髦的车型。我买了车票后,就办了自行车的托运,所以到广州后,直接就把车取了出来。姑母他们上班也不是常用。我就先骑着在广州旅游。

离开广州后,还到长沙去了姑母的大学同学那里。又从那里去了韶山。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在经过保定之后,上来几个铁路工人。他们聊天说又揪出一个大家伙。别人问,是不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这是说的陈伯达,铁路工人眯着眼,微笑着摇头说,比那个大。我在旁边一听,就打了个激灵。比陈伯达职位还大的还能有谁?一时也想不出来。等回到了厂里,这才知道说的是林彪。

当时林彪的事还没公开,我给广州的姑姑写信,给她吓得够呛。她也不敢相信这事是真是假,还跟她们学校的军宣队汇报了这个事。我不知道当时她们学校的军宣队听到她的汇报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林彪的问题很快就由中央传达到全国各地。主要有两份资料,一个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计划”,一个是毛主席给江青的信。这两份资料都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后来有几句话流传很长,一句是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有一句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林彪出事后,文革中的那些形式主义就基本一风吹了,原来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现在取消了。原来有下班后的天天读,现在也取消了。毛主席像章也不要求佩戴了,大家感觉都像松了一大口气。文革中“左”的东西已经没有人再有兴趣了。

现在有些影视作品一有表现文革的画面,就都必定佩戴毛主席像章。其实有些情况并不是那样。只有在1971年林彪出事之前,那人们都是要佩戴的。而林彪出事后,人们基本上就不再佩戴了。现在的影视作品,似乎只要是反映那十年的,那时的人们都一定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这是不了解历史细节的表现。

1972年恢复了高中招生。原来初中毕业就都要下乡,能分到工厂的凤毛麟角。现在初中毕业,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学了。那时的高中,都有外语课,而且并不仅限于英语。多数学校开设英语课,少数学校就有开设法语的、日语的、西班牙语的、还有俄语的。没听说有开阿拉伯语和德语的。也许有,是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而已。

那会的外语上的还是毛主席万岁之类,也有些日常用语。反正学生也都不正经学。哄事而已。不过,也有愿意学的,老师当然更愿意教。只是到了1974年,一个张铁生就把这一切重新打乱了。1972年这一段高中教学的恢复被称为修正主义回潮,受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严厉批判。

1973年,搞批林批孔。我当时就一直纳闷,怎么就把林彪跟孔老夫子联系起来了?除了总拿林彪题写的“克己复礼”说事,可是这到底说明了什么,也没人能说清楚。总是说孔老二就是要恢复周礼,是想复辟,林彪也是想复辟。这种解释很牵强,根本不能说服人。所以群众对批林批孔根本没有兴趣。我们厂还借着这个机会,其中那些原来掌权的一派想把当时任厂革委会主任的干部拉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干部跟他们不是一条心。所以他们贴出很多大字报。我对这个干部也没有什么好感,也没什么恶感,而且我当时对这些大字报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我们有的同学就被那些派性十足的老职工说的有点动心,他们也认为那个革委会主任的确有点问题。后来,其实这事就不了了之,因为上面想搞批林批孔的人其实是想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说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历史上的周公是文王的弟弟,武王的叔叔,是制定周礼的人嘛。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重庆就被各方面人士尊称为周公。所以,搞批林批孔,上面根本就没有打算整治下面的什么破事,就是冲着总理去的。我们厂那些习惯整人的人还以为捞到什么机会稻草,也真是让人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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