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不止在文革期间，包括在文革之前，人们对学习外语，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兴趣，除非专业是外语的，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儿的学生就天天学外语，不学外语也没别的学。而其他专业的学生，说要外语学得好的，不能说没有，但的确相当地少。

我接触过两位在五十年代入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夫妇。俩人当时都学俄语，但那个时候，学习的目的就是能看资料，其他方面也没有要求，不像后来那样，要听说读写四样都要并重。那时候的重点就放在读上面，其他听说写就没有什么要求。你能做当然好，你没做到也没关系。后来男的一方要去苏联留学。到那儿得跟人家的学生一起听课，你的听力不行肯定就没戏。所以这位老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突击学习俄语发音、听力、会话，后来在苏联待了一年半，听了很多数学的基础课，打下的基础很牢固。而他的夫人由于缺少这方面足够的训练，外语的水平自然不如她的老伴。

不过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是在学外语。不管有用没用。那时候的学生主要考虑的是，这门课是规定要学的，那么就应该学好。至于兴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在考虑的范围内。而在中学，可能就不同的。虽然中学也要求外语课要学好，但是中学生从某种程度上，在这个问题上，比大学生较真。我既然不知道学外语有什么用，我干吗要学它。学得好学不好有什么关系？

1964年，我们中学学生由学校组织到北京西郊永丰公社亮甲店大队劳动一个星期。那个村有不少回乡知识青年，都是高中毕业。他们在跟我们说回乡后的体会时，感觉在高中学的知识都是很有用的。但只有外语，还没发现有什么用。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确实的。这不是哪个人的认识问题。可是国家安排中学生学外语，毕竟不是只从当时的环境来考虑，而是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考虑问题。

到了文革期间，这外语就更没有什么人在学了。那时候干什么都“左”的厉害，你没事没唔的学哪门子外语，难道你还惦记着跟外国人联系，那不就是有可能叛国投敌吗？就是有心想学的，当着外人的面也不敢公开的、理直气壮地来学。那时有句特别糙的话，管学外语的人叫“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一般人要听到这样的说法，谁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学外语呢？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送英语教学节目。一时间，各书店都在卖英语广播讲座初级班课本，说是洛阳纸贵也许夸大了一些，但不少年轻人以此为时尚确是不虚。不过，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一遍又一遍地去买初级班第一册，直到再也没有信心坚持学习为止。而有些人，正是凭着这一点点的开始，后来在77年恢复高考时，就考上了外语专业的高校。

在恢复高考之前，这些坚持学外语的人，在旁人的眼里，也多少算作另类。他们不懂，这些人这么学外语到底为什么？是想出国吗？在那个时候，没有特殊的关节，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国。既然没有机会出国，那干吗还要玩命学外语？这是很多人所不理解的。其实，那些坚持学的人，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功利性目标，他们不过是感觉，他们的时间不应该荒废，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一般人也上不了大学，那么学习外语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然而，自从有了托福、GRE之类，学外语的立刻就热门了起来。一浪热过一浪，一浪高过一浪，简直与过去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人们的狂热，刺激着各类外语培训机构的膨胀。人们也顾不得是放外国屁还是什么屁了，只要能出国，什么都可以做，都可以学。于是，外语学习，主要是英语学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疯狂地发展着、蔓延着。而我们的母语——汉语，却遭到了极大的冷落。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在中学，不过是高考的诸多敲门砖之一。那种所谓客观性单选多选试题，把相当一些年轻学子对中国语言文学那一点点热忱消耗得无影无踪。结果，青年人宁可花很多钱，包括自己打工做兼职挣来的血汗钱，都扔到新东方那昂贵的钱柜里，而没有什么兴趣来好好品尝与享受祖国语言文学所带来的乐趣。再严重下来，连自己母语中的很多字已经不知道怎么写了，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越经常出现。而写出来的文字，也很少有什么文采，能让人读着通顺，看着不出现歧义就算好文章了。

说句难听的话，过去老师在教学生学外语时，说如果能用外语来思维，甚至说梦话，那就是学到家了。这话不错。可是现在有不少中国的青年学子，估计已经不太会用自己的母语来认真地思考一些深层的问题了。因为他们使用自己母语的能力已经大大地退化了。一个民族，如果她的年轻一代，视自己的母语为无物，视他人的语言为瑰宝，这样的民族谁能看得起？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看法是不是太夸大了？可是在我们的身边，不能熟练准确通顺优美地运用自己母语的年轻学子难道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