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读研究生时，一位给我们上课的中科院的老师问起我们，有没有在上电影院看电影时逃过票。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们有点莫名其妙，没人敢回答说有。老师说，连逃票的事都不敢干，还能有什么出息。得，我们就都成了没有出息的人了。听到这样的结论，我们一众数人自然伤悲不已。

在文革中，有没有过这样的行为常常被看作有没有造反精神的标准。如果有这样的行为，而且经常，而且反复多次，这必是一个有着一定造反精神的人。这样的人，也被看成是有出息的人，是一个将来必定有作为的人。当时还列举出不少有出息的人，他们在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都有着一定不守规矩的行为。所以，那位中科院的老师有这样的想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只不过，当年是提倡造反精神，现在是提倡创新精神，名称不同，意思差不太多。

1977年恢复高考，几十年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谈论起他们入学后类似的不守规矩的行为。如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就经常画公交月票，且足以乱真，他们在电视台上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愧疚，也没有丝毫的反悔，有的只是得意，有的只是炫耀。我的一个同学也在博客上说起，当年去天桥剧院看芭蕾舞，也是画的入场券，而且不止画了一张，可以带更多的同学进去。

我一点都不否认，在当年干过这些事的人当中，今天确实有不少是有出息的，有的成了名，有的发了财。但是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这一直让人琢磨不明白。也许有创新意识的人，的确有某些地方，不太遵守常规，但这是不是一定要破坏公共秩序才是创新作为的必要前提，我始终没有想清楚。

有创新意识或者创新精神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异于常人之处，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异于常人的行为。只是这种相异，是不是一定都要表现为不遵守社会的公共秩序？这似乎并没有一定之规。当然，逃票画票都算不了什么多大点的事，可以说无伤大雅。所以今天说起来，不需要愧疚，不需要反悔，炫耀一下也能博得看客一笑。

我没去过德国，但是听说过德国人对规矩的态度十分严格，甚至到了严酷的程度。所以，估计在德国，那种逃票画票的事在年轻人那里即使有，也不会太多。而且不会当作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在媒体上臭显。但是德国人并不缺少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行为。

当年，希特勒组织德国一百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编写出一部论文集，来反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这事听起来实在有点荒谬，但至少在那个时候，德国弄出一百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是什么太难的事。那些诺奖的获得者，虽然后来也有一些人屈服在纳粹的淫威之下，但这不能抹杀他们获得诺奖的功绩。至少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创新并不一定与破坏规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创新，需要一定程度的对旧秩序的质疑和破坏，但是对于旧秩序的质疑与破坏却并不一定导致创新。两者之间也

许有相关关系，也许没有。或者说，对于旧秩序和旧体系的质疑与破坏要看在什么样的领域里。在有些领域，这种质疑与破坏可能会导致创新，而在另外一些领域，这种质疑与破坏就不一定导致创新。创新与否，不能简单地看到是不是对现有领域秩序的破坏与质疑，更要看新的思想比之原来的想法有没有更高的视野，有没有能说明更多现有现象的理论，有没有实现可行的更高效率，等等。

说实话，现在破坏规矩的事很多，连起码的应该遵守的规矩都无视。但是这种对规矩的破坏能导致创新吗？显然不能。现在的破坏是对规矩底线的破坏，是对道德操守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不可能导致创新，而且是在扼杀创新。所以，前面提到的那位中科院的老师所认为的，只有敢于破坏秩序和规矩才有可能创新的看法，不仅不是那么绝对，而且如果把这种观点无限放大，还会让人耻笑了去。

那种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曾经也被看成是聪明人的做法，是有创新意识的做法，现在看来，这不是聪明，只是抖小机灵，北京人管这种做法叫“抖攒儿”，是个贬义词。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愚蠢的，很自以为是的，很招人不待见的。

在文革中，就知道这首歌，当时有一哥们儿说，这里说的是三角恋爱。当时连恋爱这事都不能公开讨论，更何况三角乎？俩哥们儿看上一妞，这妞拿不准主意跟谁，这就有点麻烦。

山楂树.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