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入编教师的多样生活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的博文《聊聊‘非升即走’话题”》在科学网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个微信公众号转载时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非升即走’在我国有点水土不服”为题总结了博文中关于“非升即走”机制要在我国平稳落地的三个观点：1、教师首次聘任时要严把准入关；2、聘期考核要公正、公开、公平，让“升与走”的人与社会公众信服；3、给“潜力股人才”一点生存空间。这个总结确实属于我文章中的核心观点。大学教师“非升即走”聘任机制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我们那些有志于进入大学担当培养国家经济建设人才重任的青年才俊要有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逐渐适应。

    前些日子，我与一些纠结于“非升即走”或“年终绩效考核”的青年教师微信交流了与此相关话题。一位青年教师给我微信说：“刘老师，谢谢您的分享，确实想潜心做点研究，但是各种考核各种琐事摩拳擦掌接踵而至地干扰。”我带点调侃的口气回复：“我总是告诫年轻学者，你也许做不到最好，但应该尽力做到位于大学内同类教师平均水平以上，考核时让那些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为你垫底。”还有面对一些年轻教师总是抱怨现在如此浮躁的学术环境，很难安心做学问。我向他们坦言：“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其实主要还是在于自己。我几十年来基本上能够安心做自己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入编的教师似乎也可以做到。难熬的是那些特任老师，他们要经历聘期考核，并据此接受‘非升即走’的结果”。

我在文章《我对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歪解，2012年9月9日科学网》中阐述了我的一个观点：在大学教师未获得永久教职之前，即助理教授或某些学校的特任教师阶段，教师们还是要拼成果数量（尤其是论文数量）。因为，目前，我们很多大学还是将论文数量至于聘期考核的关键要素，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学术论文成果是树立一个学者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然而，竞争成功获得永久教职的副教授们似乎可以松口气。实际上，在一些欧美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副教授中的一部分人通常不会松解。这部分教师由于体验到了做科学研究的成就感及经过助理教授阶段的几年历练，他们会开始思考一些前沿科学研究问题。因为这个阶段固定职位到手，没有生计问题，可以“躺平”做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所以，我称这个阶段是美国大学产生高水平科学成果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大学创造知识，产生高水平的科技与人才成果主要出自通过首任聘期考核“入编教师”中的这部分有担当，有科学情怀教师，或称事业派教师。

据我观察，我国一些大学经历“非升即走”考验的“入编教师”的表现简单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职业派。这类教师依靠入编前几年的“顽强拼搏”凑够了“终身教职”所需的基本条件而“光荣入编”，然后就开始享受生活，即大学教师工作属于他们的职业，是他们“养家糊口”手段。也许他们当初申请进入大学教职就认为只要熬过几年的考核入编了就可以享受大学教师轻松工作生活，因为，大学有大量假期，且教师不用坐班，时间非常自由。为此，这类入编教师平日主要承担以传授教材知识为主的本科教学。这类教师职称到副高，甚至讲师为止，家庭日子虽然不会太富足，但是过得去，基本上可以享受到所在城市平均生活水平以上。这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如果这类教师还能“啃老”，例如父母解决一套住房，那日子过得就很滋润。我看到身边有的青年教师大学同学同时留校任教，本科毕业20多年，博士毕业10多年过去，一个努力刻苦勤奋的同学已经是教授，博导（我国特色的学术称谓），且获得国家青年荣誉称号，而另外有的同学还是讲师，两者收入相差几倍。当然，这类教师的表现在学校不太可能成为莘莘学子的正能量榜样。第二种属于事业派。属于我上面提到的美国终身教职的教师，即“躺平”做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这类教师倾心于大学教师本质工作，对大学教师岗位感兴趣，尤其对学术感兴趣。这类教师日常的工作生活方式是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和娱乐活动，没有节假日，整天在办公室或出差公干。这类教师的学问风范会成为大学优良校风的传承者和创造者。从某种意义上，一所大学良好的学术声誉主要依靠这类教师，这类教师的“行为示范”会深刻影响学校的莘莘学子，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榜样。

我认为，一所大学教师队伍中存在“消极”与“积极”工作态度实属正常现象。即使面对第一类“职业派”教师，只要他们按时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主要是教学工作量），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况且，这类“职业派”教师中也可能隐藏个别“潜力股人才”，他们十年磨一剑，耐得住寂寞和清贫。我一贯认为，大学属于学术机构，对大学教师主要属于服务，而不是管理。依据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贡献进行职称分级聘任，并据此“论功行赏”，“多劳多得”，从而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例如美国一些大学给予国际学术影响力较高教授授予的杰出教授，冠名教授等。

 2024年3月20日策划，4月1日提交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