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的面子工程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在文章《波士顿“剑桥学区”学术活动有感，2013年7月17日科学网》中高度赞扬了位于美国波士顿地区的“剑桥学区”学术活动的务实与高效，同时，也批评了国内一些名不符实的学术会议时说：“这些以游山玩水和拉帮结派建立学术圈子为目的的‘学术会议’玷污了神圣的学术交流声誉，败坏社会风气，使得我国脆弱的学术生态环境‘雪上加霜’，需要我们学术同仁加强自律，提高认识，净化学术空气，让学术交流的内涵返璞归真，为国家科技创新做贡献。”因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意义重大，是同行之间“切磋技艺”和及时获得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

常常看到一些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发布的组织会议和出席会议人员名单信息。这类名单信息的显著特征就是“唯帽子”，“讲排场”，“只报告不讨论”。因为，在这些名单中通常会标明这些人员的帽子身份，有的甚至列出报告者的行政职务。例如以前有的会议标出的帽子人才身份琳琅满目，大小帽子无一例外均“昭然若揭”。现在也许在国家有关部门强力干预下，例如“破五唯”的呼声中，这些会议组织者羞于列出所有学者的帽子，但是一般仍然会列出其中那些大帽子学者，包括一些早已离开学术一线的少数耄耋老人学者。这些老年学者早已不看文献，不做具体研究，也鲜有成果产出，主要靠吃老本，会议代表们主要基于对老人的尊重，依然会洗耳恭听他们的“高见”。人老了思维能力降低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概莫能外，这也是我年过70后自觉守住的一条底线，退出学术一线，不参加学术讨论会，不对同行发表专业领域研究见解，逐渐回归正常的退休生活状态。当然，偶尔还是会通过阅读文献关注领域内研究进展，并将这类学术信息转给青年同行，满足一点数十年来难以割舍的学术情结。

一些会议组织者背离学术讨论会的初心，他们召开这类学术会议主要目的是交差，所以会议组织者并不考虑会议的效果，例如有的大型基础研究类型科研项目（包括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通常都会预算学术交流内容经费。还有的利用这些机会建立各自的学术圈子或对已有的学术圈子进行巩固和加强。有人告诉我，现在有的年轻人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个工作就是找同行，尤其那些在学术界拥有话语权的牛人加微信。当然，结识同行也是参加学术会议的目的之一，只要心思正就不应该批评。这类动机不太纯的“学术活动”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顽疾。这样的学术会议属于学术界典型的面子工程，对活跃学术交流毫无帮助。学术会议的面子工程主要涉及几方面：一是突出参加者身份而非成果水平，邀请一些与学术会内容不太相关的部门领导，搞形式主义；二是会议成果的夸大宣传，自我吹嘘。日本学者本庶佑（2018年诺贝尔医学奖）说：在学术的世界里，论文非常重要。只靠口头发表是不能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定。也就是说，仅凭口头发表是不能拥有某个学科发现的优先权。所以，研究成果一定要写成论文发表（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2020年9月26日思庐哲学）。三是很多学术会只报告不讨论，似乎变成了“学术成果发布会”，尤其是一些以帽子和职位身份为特色的名不符实的“主旨报告”。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学术会议，有时候讨论意义高于报告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学术会议会组织者会安排若干针对性强的专题就是为了提高会议的专业效果。

学术界这类面子工程的主要危害除了败坏学术风气外，更重要的是阻碍科学发展。因为，在这类圈子中容不得不同学术思想存在。破坏公平正义，本来学术研讨纯粹是学术界科技界的事情，有的组织者为了体现会议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为了日后通过获取项目，谋取利益），邀请一些与会议科学主题不相干的领导，尤其是哪些掌握资源分配的人，导致这样的学术会议严重功利与浮躁。

当然，也有很正面的学术研讨例子。有人告诉我云南大学的一个院士工作站曾经安排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学术交流活动”，活动很具正能量。他给我发来这个“学术交流活动”的一周详细安排。这场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安排内容为：一个处于学科前沿的青年学者应邀做主旨报告，活动安排他做三次专业报告。在学术活动前，主讲青年学者应院士团队要求，将主旨报告内容发给与会的青年学者，他们大多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并且安排了几个青年研究人员每人阅读一篇这位主旨报告人发表的代表著作，并安排在会上一一介绍和讨论。这次学术活动的产生过程也很有意义，值得学术界推介。这位青年学者与院士及其团队原来素不相识。此前的一次小型研讨会期间，院士团队的一位得力助手聆听过这位“主旨报告青年学者”的学术报告很有启发。为此正式邀请这位青年学者到团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团队这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亲临现场完整听完报告，并在报告中不断提问讨论。显然，院士对青年学者报告内容感兴趣，后来院士还建议青年学者发给他代表性成果学术论文。从此这位青年学者与院士团队建立了纯粹的学术联谊，也促成了这次云南大学院士工作站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务实的学术交流态度值得赞赏和学习。

2024年7月10日策划，11月18日完成提交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