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平老师的博文重提旧事：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的历史作用。无非就是钱的那些事，包括那个特异功能。目前来看，无论亩产万金还是特异功能，都还未能出现。

本没有出现的事情或者不可能的事情，本来就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不幸地是，据说钱的这些作为被“坏人”利用了，并且误导了“舵手”，成了“恶人”们的帮凶，非但害死了人，还将国家引入了穷途末路，于是就有了对错：钱成了坏人、小人、为政治服务的献媚之人。

钱学森做这些事本没有对错，他来论证“亩产万金”的可能性再正常不过了，以他的才学不论证才是不正常的。这就如同欣赏女人的屁股，那59个看客的眼睛都很无辜，不看才不正常。见新闻：女子臀部藏摄像机实验： 59人偷看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呢？答案之一是摄像头的位置放错了，是时代错了，是时代将钱的这些“不光彩”的事情错误地放在了一个“黑白颠倒”的坐标系了，在那里，物理第一原理失效。

钱们的这些事情很多，钱学森们都没有错，是“爱国贼”们主导的时代错了。请看下面事例：

1）同是五六十年代，“钱学森是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他想把发动机这一块抓过去，他一回国就让我先生去中科院力学所，所以我们碰到的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有专业问题。我先生到力学所以后不能好好工作，每此搞运动都要受到批判。”（注：来自王德禄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这里提到的先生就是吴仲华，一个据说四十年代末期在美国NACA（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后来的 NASA）路易斯发动机中心，做出了“国人不知道我做的工作”。他原本回国后应该发挥所长，继续做航空发动机研究，为共和国助力。但遗憾的是，如上所说：“所以我们碰到的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有专业问题。”是什么使得吴夫人欲言又止呢？ 李毓昌在回忆钱学森的文章中揭示了这背后的故事。

『在我记忆中，钱学森得知国防科委将在三线建设一系列航空发动机高空试车台等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设备造价昂贵是力学研究所无法承受的，就建议吴仲华放弃与此相关的研究，专注于民用动力机械，其口气也相当委婉，希望加以考虑。钱学森对其他科学家的尊重与支持，表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开阔的胸怀。』

于是，曾在抗战期间，为国民党部队服役不过一年的吴先生不能做自己擅长的、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后果就是吴仲华要离开力学所。

这件事钱学森错了吗？我看没错，是时代错了，如果在“千金买骨”的现代，吴仲华们一定是有机会大干一场，中国的航空时代也会早日到来。

2）钱的合作者宋健，五十年代留苏，有造诣的自动控制理论学者，在后来作为科委主任， 正是宋健推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5年，宋健在读了大量史学书籍后，正式提出倡议，组织科学界联合研究中国古代纪年问题，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这项工程，钱学森评价说：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工作的创举，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大科学！“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找回那个中国历史上“失去”的夏朝。

维基的评论是：

『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由于工程成果报告简本发表后，其结论和方法引起了中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少质疑，因此最终的报告繁本未能获得通过。因此从此一角度上而言，该工程是一项尚未最终完成的项目。』

文化学者朱大可在其新著《华夏上古神系》里评论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修改多中心和多元并立的华夏历史结构”，“试图证明‘中华民族’独立进化和自我成长的，与外部文明没有重大瓜葛”。

曾留学英伦，博士论文专攻埃及考古学的、1985年去世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其1983年的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到：中国文明的诞生有点象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白胡子。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展，而并非外来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现在正在努力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已故和夏鼐同一个时代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比夏鼐幸运，目睹了四川广汉三星堆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早在1981年，苏秉琦就提出了中华文化六大区域的划分，而不仅仅是陕豫华夏文明， 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主张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模式”，以及中国的考古学应该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

推动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将中国历史前推但却饱受非议的钱学森们错了吗？我看没错，还是时代错了，是主张“大与统”、单一模式的时代错了。

3）还是宋健先生，对于中国自然科学史，在其文《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中提到： “李约瑟院士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创了新的时代，但并不是终结。后人仍将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汲取不尽的智慧和启迪。吴文俊院士近年关于数学定理的机械化证明，取得世界公认的新成就，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九章算术》和现代计算机的成功结合。”

那么，除了机械化证明外，留法博士吴文俊关于中国古代数学都做了什么呢？

以“顾今用”作为笔名，吴先生在1975年《数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此文总结了自钱宝琮以来的“我国数学对希腊式数学来说具有极大优越性”，并在结尾处进一步升华：“近代数学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主要靠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此文一发表很快就引起重视，比如《儒法斗争与宋元时期的数学》就利用吴的研究结果，来说明中国的数学曾远远走在世界前列。

在此文发表的近三十年后，吴先生在为朱清时、姜岩2004年出版的书《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作序时，不再“武断”地坚持：中国数学优越性和决定论，而是借康熙的“西学东渐”之说，委婉地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中西数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形异实同之处。但这一回不再妄断：决定数学历史的是中国数学，而是在2001年，以其2000年获得的200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50万（后又追加50万）设立“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来探寻：“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还是互相传播，是东算西传还是西算东传。”

时至今日，“丝路基金”从设立到现在已经过去13年，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已经结出的奇葩硕果。但这也不是钱学森们的错，是气候异常，是雾霾时代的错！

总之，钱学森先生用解析的方法指出“亩产万金”的可能性，其动机来自于科学技术要为社会服务，对于其后果，万万不可挫骨诛心。而钱学森们要带领我们重塑帝国历史，则是因为时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