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在劫难逃

现在的医疗、防疫等卫生工作做的这样好，当代人对瘟疫的印象十分遥远。倒退到上世纪30—40年代，瘟疫则是家长便饭。最可怕那每年“烂麦根子”的时候，也就是阳历7—8月份吧，村庄外的沟沟坎坎，一个一个谷草捆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多。

那谷草捆，捆的都是孩子。男孩子，外捆三道；女孩子外捆两道。那两个月份，家狗变成了野狗，吃孩子肉吃红了眼。

人们不懂病是怎么得的，更不懂得预防。只懂得一到那个时候，鬼就要下界收孩子了。“拉痢疾”、“穿酱杆儿稀”、“霍痢拉”是人们的习惯叫法。

每年都要发生，但有的年份轻，有的年份重。我得病的那年，就是重年。无药可医，村里只有一个中医，大瘟疫中人们没见他治好过谁，所以，也都不找他。请的都是“大神”，虽然也治不好病，但他能给母亲们一个安慰。他能讲出，谁谁的孩子，是什么“童子”，是什么“花姐”，或者是谁谁帐前的什么什么 ……被收回去了。能使母亲们心安。

我的病虽在较重的年份，但我挺过来了。我的那些小伙伴儿们没有挺过来。70多年了，他们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此一并做一次祭奠，他们有：我李五叔的儿子李香武，孙玉范叔叔的儿子孙东月，夏衍旭舅舅的儿子夏小儿，孟昭成（程姓，其母改嫁孟家，随其母改姓孟）大爷的女儿孟宪芹（我叫她为黑姑，从小患有肺病），孟宪芹的哥哥孟宪双。这两个孩子的死相隔时间不长，又死后很惨，因为是租房住，死后不能从门出，又不准从南窗户出，而北窗户又小又高，爹妈硬是哭着从北窗户把她（他）拉出去。

因为这种事情年年发生，也就不足为怪。我的弟弟孟庆礼、孟庆智、妹妹孟庆贤都是在以后的几年被夺去生命的。

值得一说的是孟庆贤，那一年，“烂麦根子”这场病又发生了，家中已有我和孟庆义兄弟俩个，所以对这个妹妹很重视，为了逃避这场病，母亲领着我们三个孩子逃到了没有发病的外公家，在那里一直呆到秋后。

我们回家后，死了孩子的那些嬸娘大娘们对我们十分羡慕，说小贤子这小丫头保住了。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我这个小妹妹不知怎么，就补上了这一课，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我的母亲同死其他孩子时一样，坐在外屋地的锅台上，哭了一大场，在她死孩子的名单里，又增加了一个。

那个年月，死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儿。哪个母亲不是生十几个，最后只能剩下三、五个，活下来的机率也就在30%左右。

那时的卫生条件简直没法述说，哪家的剩饭剩菜上不是落满了黑糊糊的苍蝇？你一碰谁家的饽饽筐，就会有成群的苍蝇飞起来。能不得病吗？

话又说回来，有的老人说，“吃的东西要让苍蝇给消消毒，让苍蝇给咋一咋，就不会得病”。这个理儿，今天的人听说过吗？！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照样有人活八 、九十岁，一百多岁，今天的人们会信吗？我家道北李春家的老奶奶，就活了一百多岁，我们小孩子常去逗她，她也愿意逗小孩子。我们问，“李奶，多大岁数了？”她就会说“九十九”。我们说，“你不好几年都九十九了么，怎么还九十九？”她就会说“千年王八万年黾，不能活一百岁”。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生命之“怪”，也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