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小第一年——屈辱的一年

1944年，我上学了。那年我七周岁（虚岁九岁），不知是高兴还是害怕，虽然没有真正见过小鬼子，但一见那“村公所”挎洋刀的，心里就有点儿打哆索。

每天早晨，一到学校大门口，不能随便进校，谁要冒冒失失进了大门，必挨板子。首先要在门外立正，恭恭敬敬地向放“天照大神”的那间屋子敬礼后，才可进入校门。

第一遍铃响过以后，不是上课，是各个年级、各个班同时念“国民训”和“勤劳训”。谁要不认真念，或不念，老师就会把谁叫起来，让单独念。他若背不下来，也必挨板子。如果第二遍铃响时，老师还没让坐下，那第一堂课他就要站着听。

这些我都不怕，“国民训”和“勤劳训”我背的很熟。我最怕的有四条：一是怕体育课，怕老师发旗玩儿；二是怕集体惩罚；三是怕防空演习；四是怕要东西。

这第一怕是怕老师在体育课上发旗，发的是日本国旗和满州国旗。拿到满州国旗的孩子，要爬在地上，所拿的旗只能在地下划拉，不能往高举；拿到日本国旗的孩子，要骑在拿到满州国旗孩子的身上，随便坐，还要把日本国旗高高举起，高喊胜利。我不想骑人也不想被骑，所以我最怕这节课。

这第二怕就是怕有人犯错误不承认，这时就要集体挨打，但不是老师打，而是同学互相打。我终生最难忘的一次挨打是：一天下午第一节课下课后，同学们都去上厕所，男女厕所紧挨着，中间隔一道土墙，因为男厕高女厕低，所以这道墙的底部留一个水垅沟，以便男厕的水可以通过女厕排除。这天因为上厕所的人多，有的男同学就把尿尿在了中墙底下的水垅沟上了，溅到了对面女同学的身上，告了老师。

这一下坏事儿了，全校男生没有一个承认的。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互打开始了。

全部男同学，从初一到优一（即六年级）按年级按班级排队，均排成双列，拉开距离，向左向右转，两两相对，由老师统一发令，开始互打嘴巴子。都是同学，开始谁也不使劲儿，慢慢地，你打疼我了，我也要狠打你一下，就这样，一步步升级，不到十分钟，一些同学的嘴角就流出了血来，并有人倒下。我们一年级是最先停止的，约摸打了有十分钟。高年级同学打的时间更长，我们解散后，他们又打了一段时间，估计打有15到20分钟。这10分钟也好，15到20分钟也好，在历史长河中，这份耻辱，已经定型为“永远”。

这第三怕是怕防空演习，学校一拉警报，演习开始，从跑到蹲到卧到眼耳口鼻都有要求，一不合格，就要挨打。

这第四怕是怕要东西。一年时间，要过的东西有：洋草、山茶（一种30左右公分高的结角植物）、猪血、驴毛、山老鼠尾巴，兔子尾巴。弄这些东西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每家都是由大人来完成，我家中只有母亲和祖母，完不成这个任务，只能靠祖母东要西要，求别人帮忙，实在不行就得买。交完这些东西后，做为奖励，每人给发一条布的“毛巾”，上印“奉公灭私”四个字，另外每人还给几块冰糖，算做给点儿甜头。

这就是我的读初小的第一个年头，所受的屈辱是当今的孩子甚至大人都无法想像的。所以我们要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