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我写了一篇博文《这边在上课，那边在烧香——回忆六十年前的小学》。写文章的缘由是看到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是：“1. 校园总面积15000平米，2. 校舍使用面积 3587平米，3. 跑道长度至少200米”（从中央电视台新闻1+1摘录）。这办学条件，实在是有点令人生畏（3587这个精确到个位的数字也很有意思），从而想起了我当年读书的那个小学，教室很不正规，大的大小的小，有的甚至黑格隆冬，但是教师却教得很认真。

我开始上小学的时间是1951年，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在那里上学，因此我想当然的写上了一句“该小学建于民国”。

近日，从网上看到《苏州市平江区志》，在那里竟然记载了我那个已经消失了四十多年的小学的历史。地方志说：“景德路第一小学，雍熙寺弄8号。光绪33年（1907）由陆寄社创办，经核准为公立第八半日制学堂，宣统三年（1911）改为市立中区第四小学。民国十三年（1924）改为市立第二十四小学，……，1949年秋改为苏州市景德国民学校，1952年12月改名为景德路第一小学，1976年9月并入马医科中心小学”。

从地方志可见，我的“想”并不“当然”，恰是弄错了。

一个人说话、做科研、写文章，应当言之有据，不应当想当然。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句句话都去查根据，很多时候，就是凭自己的判断，凭自己的直觉。这就是一个人水平高低之所在。

有时候，这种错误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但总是有它的原因。例如，上述我错误的想当然，就应当与我长期所受的教育与舆论环境有关。对于清末的历史，多少年来，我们的教科书中，我们的报纸上，只是强调孙中山的革命，康梁的保皇等等，而对于朝廷当局的改革几乎是视而不见的。最多说一句“遮羞”而已，这一点，国民党时代就是如此，而解放后的教育和宣传更是对此一笔抹煞。长期受此影响，我的潜意识使我根本没有往清末想，想当然的把“功劳”给了民国。

说到想当然，我不得不提起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一个文人。此公想当然之胆大，实非旁人所及。在参加礼部考试时，竟然用“想当然耳”杜撰典故。他在考试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一杜撰，蒙倒了考官梅圣俞、主考官欧阳修。“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不过，我想，苏东坡如此胆大，恐怕与其年轻有关，此时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按今天官方的算法即西方的算法，仅有二十岁，为我们许多人常说的“小孩”。如果到他从海南岛回来之时，恐怕就不会这样做了。

大概正因为苏东坡的想当然，后人才给他编了故事《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讲他想当然地认为天下菊花都不落瓣，于是在王安石的“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诗句后面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直到被贬黄州，见到黄花落地才恍然大悟。当然这不是历史，而是故事。

我们且不管上述故事或真事的真假，仅就事论事分析一下这两个案例。虽然二者都是想当然，但性质却并不相同。关于菊花的“想当然”属于认识水平问题，今天我们做科研、写文章，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误，改正了就好。而关于“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如果我们今天做科研也这样做，那么不妨“上纲上线”，就属于“伪造数据”一类了，为做科研之大忌。如果真这样做了，将一失足成百年恨，一辈子不要在科学工作者队伍里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