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祥何许人也？用现在流行的关键词提示，可以这样说：  

中国健美运动的先行者——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右派分子——中学数学教师——我家的老乡邻。

李钧祥住在苏州景德路46号，我家的右邻，这是一处不算小的房子。门面是单开间，第二进就有两倍宽，再后面是一个大天井，一个三间宽的大厅，楼上是房间，大厅后面有厨房、柴房间等。这在过去是一个富足的家庭。李钧祥的父亲是一位资本家，在上海开织布厂，在上海还有一房姨太太，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苏州，看望常年卧床的太太即李钧祥的母亲。李钧祥是老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李钧祥比我大二十一岁，但是他父亲与家父年龄相差并不大，当初我哥哥姐姐称他为哥，于是我也就顺下来称他钧祥阿哥。

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年轻的李钧祥就开始在苏州倡导开展健美活动。那时，在中国的健美运动起步时间不长，仅在上海、广州等少数地方有人提倡。最初中国的现代竞技体育大概都与教会有关，苏州的乐群社（基督教监理公会在苏州设立的教堂，在宫巷）、基督教青年会（在北局）都是最早开展体育运动的地方。1952年，李钧祥组织乐群社健力小组。我记得，50年代上半期，经常看到他在太阳下晒的蓝图，有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显示肌肉的图片，底下写着，“李钧祥君”、“翁某某君”（翁某某是在宜多宾巷口开大饼店的，人称翁老板，名字忘了）等等，我们小孩子对于这样的称呼感到很好奇，所以印象深刻。有人说，李钧祥表演与牛相顶，他用力一掰牛就摔倒了，不过我没有问过他本人。

李钧祥是优秀的举重运动员。1953年，李钧祥获第一届江苏省运动会轻量级冠军，华东人民体育大会第二名。1957年或江苏省第二届运动会次轻量级冠军。刚解放时，公家并没有什么运动队，他练习举重的地方就在自己家里。在他家的天井里，有大小杠铃、哑铃等器材。我几乎天天去看他练习，也懂得了一点各种锻炼肌肉的方法和举重比赛的大体规则。那时候，举重比赛要比三项——抓举、挺举和推举。所谓推举，就是提铃翻杠到肩后，两腿不能再弯曲，而双手把杠铃推起，这项比赛现在已经不在正规的举重比赛项目之中了。在他休息的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也去举举小杠铃，玩玩哑铃等等。但是体育与身体条件的联系实在密切，身体条件不行，总归不行。我是属于“动口不动手”的，对于锻炼，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毅力。

在50年代中期，李钧祥在46号门面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体育用品，如打棒球的棒，打boxing所用的手套（那时我们不知道拳击这个词，许多体育用语都是洋泾浜英语）等等。卖体育用品大概不挣钱，他又在汗衫背心上印字，热闹了一两年。写字，刻板都是李钧祥自己做，我也经常去“卖呆”，看他做这些我认为很有趣的事情。

他的太太很漂亮，是邻居48号陆家的，叫寿梅，由于都是邻居，所以我不叫她嫂嫂，而叫姐姐。结婚时，我做了他们的伴童。48号的主人陆先生解放前是个开婚纱店的，也出租婚纱。解放了，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成了垃圾。那位陆先生真是什么都不会做，什么也不肯做的（这样的人在邻居中还有几位，这里不提）。他前房的太太有二子二女，续弦的太太又有二女一子。解放后，婚纱店关了，就靠着出租48号、50号两个门面的一点房租收入。成年的子女自找饭碗。寿梅是长女，嫁给了李钧祥，她的同母弟妹寿康与寿娟除了自己出去想办法挣一些钱外，也经常在李钧祥家吃饭。寿康和寿娟都弹得一手好琵琶、三弦，都有一副好嗓子，唱得一口好弹词。所以，那时李钧祥家里总是特别热闹。

首先，李钧祥有一些体育界的朋友，那位翁老板就经常来。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翁老板靠在大厅里的藤榻上，不一会就打起了鼾。我们几个小孩子悄悄地走过去，用手捏他的鼻子。一开始，捏得太轻，他用手一挥，继续打鼾，后来一个孩子捏住他的鼻子狠狠地拧了一下。他起来假装愤怒地追，我们就哈哈地跑。李钧祥好下棋，象棋、围棋都下得不错，家里常有棋友。我就是看他下棋学会的围棋。

其次，寿梅、寿康和寿娟都好弹唱弹词，也有一些朋友。有时晚饭后，三弦、琵琶弹起，唱起一只又一只弹词开篇，煞是热闹。有时，也让我们小孩唱，他们伴奏，我们也大大咧咧地唱。每次开唱，总是引得街上路过人们围住门面观看热闹。后来，陆寿康去了安庆，做了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的琵琶师，并帮助严凤英在苏州找到了从小失散的亲妹妹。陆寿娟则成了专业的评弹演员。

解放前，苏州是所谓消费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解放后，政府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要的是发展生产，对于苏州这样的城市很少投资，因而50年代初、中期苏州是非常不景气的。但是人总要吃饭。于是李钧祥来到苏州第八初级中学（即景范中学，就在景德路往北的第一条巷，范庄前，范文正公（范仲淹）义庄旧址，景范者，景仰范文正公也），担任数学教师。

1956年，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接着，市民的粮食供应开始定量。李钧祥是举重运动员，饭量当然大。可是他的职务是中学数学教师，按照规定，他的粮食定量每月只有28斤。实际上，按照他当时的生活水平，肉食不多，每月至少也要吃50-60斤粮食。在1957年政府号召提意见时，直率的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他也算得是个苏州市里的知名人士。于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理所当然”的戴在了他的头上。当了右派，他被下放到农场去劳动。据说李钧祥劳动很好，一个人顶几个人。从农场他回来后，每天仍然练习举重。可是，毕竟荒废了很长时间，成绩总是恢复不了。

我还是天天去看他练习，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也给他重复从少年报上看来的各种事情。那时节，正开始大跃进，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他（好像）广西什么地方中稻亩产13万斤。他让我算一算，这些稻谷铺在一亩地上有多厚。我正好刚上初中，脑筋还灵，很快算了出来。按照每升稻谷重1斤半计，这些稻谷铺在一亩地上大约有13cm厚。当我告诉他计算结果时，他笑了笑，我也笑了。我知道了凡事都要自己动脑筋，不能听说什么就信什么，不管是听谁说的。

那几年，正值“困难时期”，李钧祥把他家的小天井里的砖起掉一些，弄了一小块地，种南瓜。他给地上大粪，使土壤肥力大增，又让南瓜藤往房上爬。南瓜真长得很好，我也天天去看，经常去量，有时瓜藤的一个头一天能长六七寸之多。结果，那很一小块地上每年都能结许多南瓜。

李钧祥天性乐观，经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即使是打成右派去农场劳动，每次回家，见到我父母，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几乎没有见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发火倒是有的，不过很少。有一次，他正在练习举重，可是老是不能恢复过去的成绩。门口折扇厂门市部（1959年，上面硬征了42、44、46号三个门面，让折扇厂办门市部，实行所谓“工艺一条街”计划）里，来了一个无理取闹者，吵吵了很长时间。正在里面小天井里练习的李钧祥被吵得忍无可忍了，冲出来把那家伙大声训斥一通，那家伙看到李钧祥那身湿透了的肌肉，吓得溜溜的跑了。李钧祥回去，大喝一声，把许多天没有能举起了的重量一挺而起。

文化大革命中，中学教师往往是学生们最早冲击的对象，何况李钧祥是一个右派分子。但是由于李钧祥平时对学生态度和善（他对所有人都和善），又属于“死老虎”之列，大概他那身肌肉也使小红卫兵们望而生畏，更兼有不少学生要跟他学习体育，所以倒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他也乐得在家逍遥，做饭、下棋。

80年代，李钧祥得了胰腺癌，不久逝世。

钧祥阿哥是我少年时最崇拜的好人，我永远怀念他。